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文化遗址就位于曲贡村一处河谷的边缘地带，海拔3690米，比拉萨高出20多米，比昌都的卡若遗址高出500多米。1984年10月，西藏考古学家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处4000年以前的拉萨先民村居遗址，把拉萨的文明史推到4000年之前。曲贡文化遗址分布在曲贡村和军区总医院北面的山坡下端，坡上是裸露的山崖，坡下是拉萨河谷地。这个古老的村庄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被誉为拉萨的“半坡”。年代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是西藏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的第二个经过科学调查和试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年代比卡若遗址略晚。发掘过程曲贡文化遗址和石室墓墓地最早发现于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的更堆等人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一次文物调查中发现了散布在地表的一些文化遗物，发现了曲贡文化遗址。当时采集到不少陶片和打制石器，而且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找到了文化堆积层。试掘简报《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于次年发表在1985年第9期的《文物》上，从而使这个发现受到关注。1989年7月～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邀请，进藏考察了西藏地区的一些重要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多次踏勘曲贡文化遗址，采集到一批文化遗物，确认它是高原一处少见的古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鉴于遗址还在继续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当即与文物管理委员会方面商量了保护措施，并开始计划抢救性发掘。1990年8月～9月，由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发掘队，对曲贡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有了重大发现。在第一阶段发掘的500平方米，就出土近万件文物。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这次发掘总面积达到2337.5平方米，揭露了一批重要的遗迹，清理了一批石室墓，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基本弄清了遗址的面积、文化堆积的时代和性质。发掘结束后进行了初步整理，并于次年刊出了《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等两篇发掘简报，发表于《考古》1991年第10期。参加第一次发掘的人员有王仁湘、赵慧民、古方、李永宪、姚云书，译员为次旦格列。1991年8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规模较小，面积为75平方米。这次发掘，了解到遗址早期自然破坏情况，摸清了洪水形成的冲沟对遗址的破坏性切割状况。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唐际根、张燕、旺堆次仁（兼译员）、王仁湘。发掘后刊出《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1992年6月～7月，对遗址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主要目的是补充采集土样进行分析，同时对石室墓墓地的分布范围及破坏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发掘面积为775平方米。参加发掘的人员是赵慧民、古方，译员为次旦格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入西藏协助发掘和整理工作的人员还有薛玉尧、王浩天和李存信等。曾到遗址发掘现场参观指导工作的还有国家文物局和西藏文化厅、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曲贡文化遗址连续三年的三次发掘，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取得了重大收获。发掘分两个区域进行，对遗址保存较好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区编为I区，布5米×5米探方23.5个，发掘面积为587.5平方米；石室墓墓地编为Ⅱ区，布10米×10米探方26个，发掘面积为2600平方米。两区合计，发掘总面积为3187.5平方米。I区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12座。Ⅱ区清理晚期石室墓17座，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遗址和墓地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数量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陶器、骨器，还有铜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199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拉萨曲贡》考古报告，对曲贡文化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总结与研究。1991年，曲贡文化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现在发掘地区的只是曲贡文化遗址的其中一部分，如果全部挖掘，曲贡文化遗址一定会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