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1941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第一次全面系统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

一个人经常对事物的判断出现偏差。要么过于保守，要么过于激进。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当然也会如此。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10岁前，就有过四次过于保守的“右倾”投降主义或过于激进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每次错误，都会以会议和决议的形式给予批判，但每次都没能矫正，越走越远，造成了影响时间最长，破坏力量最大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是1940年下半年，为召开中共七大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才看到许多以前未见的材料，才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有了深刻认识。但在12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很多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统一，观点不一致，为维护团结，毛泽东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比立三路线还大，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不止十分之九…在会议讨论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论政策》）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没有提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1940.12.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左倾错误又开始抬头，“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怀着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深恶痛绝和为未来革命前程的顾虑担忧，毛泽东写了长达5万多字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节选收录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毛泽东在文中讽刺那些左倾路线错误者为“老爷们”。

看得对，才能做得对；做得对，才能实现目标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就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认识世界就是“看”，就是认识了解和在此基础上的评估。改造世界，就是“做”，就是为达到某种意愿而采取一定行动。看得对，才能做得对；做得对，才能实现目标。

共产党人闹革命，改造旧社会，不缺乏“做“”的行动和勇气，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看”。

对“老爷们”来说，他们不仅不缺乏改造世界的勇气和行动，而且是勇气超群，到处“打、闹、叫”。但在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良好的改造中国的愿望，却没有看清楚被改造的对象——当时的中国社会，甚至也没有看清楚自己，正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看错了，怎能做得对

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老爷们”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就错了。将“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敌人，而不是“中间阶层”，更不是革命的力量。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彼此间的矛盾也视而不见，而谈不上利用其矛盾“分而化之”。

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
——王明1931年《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老爷们”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不满2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和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

改造中国的图纸出了问题，依据图纸作出的政策、措施当然也会出问题。具体就表现在城市里“逞英雄”，农村里“乱分田”，军事中“打乱仗”和组织中“乱斗法”。

2.做也出错——城市里“逞英雄”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城市中之所以“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一是因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城市有开展非武装斗争的必要。二是因为政府统治下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法律政策间隙和矛盾，有以合法外衣开展非武装斗争的可能。如此“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

毛泽东还提出只有保证罢工的力量“存在”，才能保证罢工的行动“胜利”。这与后期毛泽东提出的“人存地失,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一个道理。

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城市中，除了公开工作，还有秘密工作，这是公开工作的灵魂。

但是，“老爷们”看不到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2.做也出错——农村里“乱分地”

“老爷们”将富农和地主视为反革命，批评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为“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

给富农分坏田，把其降到赤贫——导致这部分农民反对共产党。

不给地主分田——逼着地主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3.做也出错——军事中“打乱仗”和组织中“乱斗法”

城市的“爱暴动”延伸到军事领域，敌人没来时的进攻，敌人围剿时的防守，敌人进攻时的逃跑，这就是左倾在军事上的“打乱仗”！

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看的不准，做的也不对，失败、挫折和问题肯定多，质疑和反对的人也会多。“老爷们”面对质疑和不满，一方面要拿出苏联“钦差大臣”的招牌唬人，一方面在组织中推行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穷尽手段拉拢和打击。

1931年9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

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和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4.错误背后有两只手——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937年11月，王明这位刚从苏联回国的“钦差大臣”，在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右倾主张。

同样一个人，昨天还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头羊，怎么转眼又变成“右倾”代表？同样一个组织，怎么陈独秀时期是右倾，接着是左倾。批判之后，连续三次还是左倾？为何屡屡看错，又屡屡做错。

这背后有只“看得见”的手——苏联。他是第一个成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而中国是历经近百年的多方探索仍未找到成功之路的失败者。

胜利者，有胜利者的光环，映射到失败者的头上，就成了革命的“圣旨”，照搬照抄才是最革命的！就像毛泽东批判博古“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地装进党的指导文件中去，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

在苏联人心中，苏联利益永远至上，中国革命也要服从苏联利益。苏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扶持国民党，扶持蒋介石，就要求陈独秀妥协；“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跟苏联翻脸，于是翟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相继在苏联指导下，采用苏联模式，发动城市暴动，推行“左倾”路线，甚至要求中国“武装保卫苏联”。

“老爷们”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中提出“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

这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主观主义。

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1941年《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不管是“看错了”，还是“做错了”，都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都是理论脱离实际，革命脱离群众。

不研究实际情况而推出的指导方针，就是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工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就像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会议检讨说：自己从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

缺乏独立自主思考的意识，又不做深入调研的工作，主观主义就不能避免。看错和做错，也就无法避免。这就是主观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

5.小结——力避“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毛病）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毛泽东1958.8.30《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主观主义会永远存在，依附其身的形式主义也会永远存在。对个人是这样，对一个组织也是这样。如何避免并及时纠正成为关键。

要看得准，还要做得对，才能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才能保证实践的效果，付出才有正回报。

“看得准”和“做得对”并不是想象中有严格的先后顺序。经常是，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基本的了解判断后，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再判断认知的正确与否。尤其是新生事物。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既是看的过程，也是做的过程。

就像我们平时开车去陌生地方，借助“导航软件”，先看清方向就出发。在开车过程中留意观察实际路况，及时作出刹车、加速、躲避等具体调整动作，才是“看”与“做”的有机统一。

就像一个司法考试靠高分，法条倒背如流的律师不一定是好律师。好律师一定是能将书本上的法条，与司法纠纷实际情况做最好结合的，甚至能根据实际情况发现法条的缺漏和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如果看不清就不敢动，就是不敢当、不作为。如果不看路的意气用事，就是乱作为。

1941年开始，毛泽东着手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也是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再次强调调查研究和学习——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做得对的问题。这些具体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你和你的团队，也常碰到判断失误的时候吗？

你和你的团队，也常碰到解决方案不管用的时候吗？

你们找到解决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办法了吗？

——读多两遍《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吧！

下一篇，让我们一起学习毛泽东时隔10年重提“调查研究”，为1942年整风运动做了什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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