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波梦到自己回到家，和妻子、儿子说说笑笑。
醒来时，阳光透过铁窗照了进来，四周传来听不懂的说话声。
清晨7点，1000多个犯人从7个牢房涌出，到院里排队接水洗漱，之后，生火煮饭或是领救济餐，找阴凉处蹲墙根，直至下午4点半收监回房，等待黑寂寂的夜。
6月30日，这是申文波在马达加斯加监狱度过的第510天，一起被困的还有8名中国船员、4名孟加拉船员、2名缅甸船员，均来自中国货船FLYING，2019年3月因非法入境被判刑5年。
中国货船FLYING上的15名船员在狱中的合影。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狱中，他们亲历过暴乱，被狱警拿枪指过，也被遍地的蟑螂、老鼠、木虱子咬过，最难忍受的，是心里的煎熬。
5月中旬开始，马达加斯加（以下简称“马国”）新冠疫情加重，截至当地时间6月30日，该国累计有2214人确诊。船员们身处疫情中心塔马塔夫市，这里已经全面封锁，医院人满为患。6月12日，监狱来了一群穿防护服的医生，先给监狱消毒，之后给7号牢房中出现症状的新犯人做检测，并将其中25人集中隔离到1号牢房——船员们则被换到了有80多人的3号牢房。他们向大使馆求助后，监狱方回复说，7号房出现了登革热。不过，有狱警私下告诉他们，已有3个犯人3个警察感染新冠。
被困住的船员们忧心，自由还没等到，就被病毒找上。
监狱岁月
申文波至今记得第一天进监狱的情景。
那是2019年2月6日，大年初二。一大早，他们15个船员被3个警察叫下船，挤上两辆皮卡，送进监狱。
眼前的大院，破败如电影中的难民营，几间平房散落，犯人们衣衫褴褛，有的光着脚，有的在生火做饭，直盯着他们看。
破败的监狱大院
船员们一下懵了，猛拍监狱门，喊着要见监狱长，要联系大使馆。越来越多犯人围过来。
警察见状，持枪爬上墙头，呵斥他们散开，犯人们一哄而散，他们也吓坏了，不敢再闹。
当天下午，监狱负责人把他们召集到操场开会，让他们服从管理，再闹就要处罚他们。作为惩罚，当晚，一些船员被关进条件最差的牢房，第二天才统一分到1、2、3号屋。
7个牢房中，1号屋是“VIP牢房”，通风，较为凉快，只住二十多人，关押的是有钱“有关系”的犯人。2、3、7号屋为中等牢房，一间住100多人，需交2万马币才能入住。另外3个牢房每间被隔成3层，住了300多人，都是没钱的犯人，晚上轮流排队睡。
牢房大多只有50余平方米，没有床铺，犯人睡草席或水泥地上，人贴着人，翻身都难。
监狱牢房
船员们花钱买来垫子、褥子，给牢头小费，空间才稍大一点，没想到引起部分犯人的不满，冲他们唱歌、比手势，双方差点打了起来。
塔马塔夫全年高温，气候湿热。牢房里，闷热混杂着汗臭，蟑螂在地上走，壁虎在头顶爬，老鼠跳到身上，吓得他们哇哇大叫，引来一阵哄笑。
申文波在2号屋住了一个多月，全身被木虱子咬出疙瘩，还起了痱子，找监狱长求情才被换到1号屋。水手李以印被毒虫咬伤，起水泡后留下黑疤，痛痒难忍。其他船员也出现了皮肤溃烂、化脓、拉肚子等症状。
白天，他们在院里放风，看马国犯人踢足球、打篮球，偶尔下象棋、打牌，很少说话，因为心情压抑。
和外界联系，起初只能偷偷借用警察手机，5000马币（折合人民币约10块钱），能打5分钟，后来1万马币用两小时。去年9月，大使馆出面协调，监狱才允许他们用手机。他们托当地华人餐馆老板买了个二手手机共用，狱警帮忙保管，每天能用3个半小时，今年开始隔天用一次。
华人餐馆每天给他们送饭，两个菜，一瓶矿泉水，有时也捎些生活用品、药品。吃饭费用船东出，老板经常抱怨船东欠钱，又联系不上人。
狱中的其他犯人，没钱的只能吃救济餐，一点木薯，或是米饭加煮烂的豆子；有点钱的，找警察买米和菜，生炉做饭。
船员发现，找警察买东西时，一条烟经常少一盒，一瓶可乐到手只剩半瓶。有时警察伸手要钱，五千或一万马币，要到后热情地喊“friend，friend”。还有船员被忽悠给狱警买了两个1000元的手机，这样才能“出去活动活动”。
丢钱是常事，有的警察会暗中调查，找到小偷后把钱私吞了。水手长孟范义有一次丢了17.5万马币，警察找出小偷后，监狱长要走3万，两个警察各要了2万……到他手上只剩下8万。
去年7月，监狱里发生一场暴动。狱警惩罚一个吸大麻的犯人，犯人跳墙逃回牢房，警察劝他出来不听，他的几十个追随者跟着起哄。第二天早上，二十几个警察持枪，驱赶所有犯人回牢房。
被警察拿枪指着，船员们都吓坏了，跟着人群往牢房跑。闹事的犯人朝警察扔石头，警察开枪扫射，击穿了一名无辜犯人的手掌，最后揪出那伙人，打得浑身是血。
狱中还有精神病犯人，每晚嚎叫，抢衣服穿；羊癫疯犯人口吐白沫，往人身上撒尿；还有的犯人据说有艾滋病，船员们不敢靠近。病死、被打死的犯人也有，就躺在卫生室门口，苍蝇围着。
上个月，又有两名犯人死了，船员们慌了。
新冠疫情3月20日蔓延到了马达加斯加，确诊病例不断上涨。
监狱里，狱警们戴上了一次性口罩，家属禁止探监，7号屋专门腾出关押新犯人，偶尔有人对垃圾桶、污水沟喷消毒水……但船员们依旧担心，狱警每日进出监狱，常常拿掉口罩，聚集聊天；新犯人靠其他犯人送饭送水，仍有接触；还有的犯人会出去做劳工，保不准把病毒带进来。
船员们想出去隔离，使馆建议他们聘请律师提交保释申请；找船东老板杨建丰，也没什么进展，只能跟监狱长申请找间空房隔离，也没被批准。最后，花了2000块钱（人民币），所有船员换到了1号屋。
到5月中旬，塔马塔夫首次出现死亡病例，确诊人数激增，政府征用了3个场所收治无症状感染者。
船员家属都很担心疫情。
船员们相继发烧，其中两位高烧了十来天，吃不下饭，整夜无法入睡，吃药打针也不见效。
5月25日，一名船员在狱中写的信。当时船员们无法使用手机，只能将信交给帮他们送饭的当地华人餐馆老板，再转发给家属。
手机不让用了，他们只能写信，托送饭的餐馆老板转发给家属，家属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请医生到狱中为船员看病，开了些药，这才逐渐好转。在大使馆的协调下，船员们重新用上了手机，不过每次只能用一会儿。
申文波后来听说，那两位去世的犯人死于胃病，而非新冠肺炎。但狱警私下透露，监狱里有人确诊了，有几位狱警好几天没来上班。
中非在线微信公众号也披露，5月底，塔马塔夫监狱一名犯人核酸检测为阳性。
6月初，又有两名新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新冠肺炎症状，被送进医院，船员们为此胆战心惊，除了洗漱、吃饭，寸步不离牢房，睡觉也戴着口罩。
他们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的处境，担心死之前还能不能和他们团聚。
危险航行
一切源于那次远航。
2018年8月3日，申文波从香港登上FLYING船。上船前，他在船讯网上查过资料，这是一艘1997年建造的老船，97米长，17米宽，在货船中不算大。船东为福州民丰船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者为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LYING停泊在塔马塔夫港口。船员符伟刚弟弟2019年4月赴马国探监时拍摄。
此前，他在航运在线网上发布简历，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他上船，职位为大副，月薪13000元。跑船10年，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副。
上船后头两个月，FLYING从香港装废铁运往越南，再装木薯回东莞，往返于三地之间——过去两年也主要是这条航线。
直到10月2号，他们接到船东指令，去新加坡加油，之后到马达加斯加装木材，3个月后返回。
“突然接到指令跑其他航线，这个很常见。”申文波说，船员上船后必须服从船长指令，装什么木材船东没说，他们也没过问。
10月7日，FLYING从新加坡驶往马达加斯加。船上17人，除船长和船东代表外，大多第一次登上这条船。
中国货船FLYING上的15名船员名单（2019年统计）。
年过五旬的轮机长蔡拥军、水手长孟范义，想再干几年，挣点钱养老；厨师陈旭东第一次上船，他本是装修设计师，想出海散心；二水李以印为了给女儿赚奶粉钱，已经上船9个月了，他不想去非洲，但合同期没满，公司没找到接替的人，不让他下船……
之后20天，FLYING斜跨印度洋，一路天气很好，风平浪静。船员们三班倒，每天工作8小时。休息时，看电影、玩游戏、打牌、钓鱼，或者在甲板上跑步、锻炼。
10月26日，FLYING在马达加斯加东北部附近海域抛锚。那里距陆地20余海里，天晴时能看到陆地、岛、山，海水十分清澈，鲸鱼会游到船边玩耍，一有鱼群过来，船员们纷纷出来钓鱼，他们钓到过一条大鲨鱼。
抵达之前，船长曾发邮件询问航次指令、装货计划，船东回复说公司还没谈妥，让等消息。
申文波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从印度装棕榈壳到日本，卸货后没有新货，只好在日本领海漂航，被日本海岸警卫队用甚高频喊话驱逐。还有一次去加拿大，计划装粮食，船到了，货没谈好，漂航20多天后，改装焦炭运到美国。
一周后的11月初，一艘灰白色的小船朝他们驶来，自称是马国海军，要求停船检查。
船长向船东报告，船东说，不能确定对方身份，而且上船会敲诈勒索，“直接驶离就行”。
小船追了一个多小时没追上。申文波觉得有点奇怪：当时船在外海，“我们从来没接受过在外海的船检查”。
也有船员怀疑是海盗船。蔡拥军就遇到过海盗，那是2006年运白糖到索马里，半夜两点，两艘快艇一直追他们的船，喊话不停船就要开枪。停船后，上来了8个海盗，强行把船开到索马里抛锚。所幸，白糖的货主是当地走私头目，船员们没有遭受虐待，被劫持46天后，公司给钱了结此事。
为了防止海盗登船，公司每月会组织防海盗演习，拉铁丝网、架消防水枪、设藏身的安全舱等。
FLYING继续在离马国100多海里的深海漂航。西南洋流吹拂下，船自动往马国方向靠，每次离岛五六十海里，他们就往外开远点。
到11月底，一天上午，一架灰绿色两翼飞机在船上空盘旋，发出嗡嗡声。船员们好奇地朝飞机招手，只见飞机带着闪光，两三分钟后，飞走了。
申文波开始有些起疑。进港装货时间一再推迟、取消，而且船刚到马国海域就关闭了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不符合航运国际公约中AIS 24小时开启（除非进入海盗区）的规定。再加上又遇到了执法船、军机，他担心航次有问题，于是写了份声明书，表示是合法船员，绝不做违法的事，要求再进港要看文件手续，其他船员也纷纷签字。
船东回复他们，马国负责装货的货主正在办手续，“航次绝对是合法的”，手续不全不会再进港。
船继续漂航了半个月，12月15日接到返航回国指令，船员们一片雀跃。没想到，次日晚上，又接到指令掉头回马达加斯加，并将船开到指定位置，与护航船汇合，代理到时候会上船。
申文波察觉有问题，他召集船员开会，要求船东出示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等材料，被拒绝后，他提出离职，船东批准了。
发现航次有问题后，申文波提出离职，被批准了。
船长于天财显然也发现有问题，但他还是按指令行事，偷偷找船东签了份《个人利益保障协议》，上面写着，他如果触犯法律、被扣押或入狱，船东每月要付他2.2万元的工资，留下法律污点的话，另给30万补偿。
船长于天财偷偷找船东签订了《个人利益保障协议》。
2018年12月17日上午，船到达指定位置，那里隐约能看到岸上山峦起伏，申文波后来回想，当时可能在马国12海里领海范围内。护航船并没有出现，船东让继续等待，他“抓紧联系”。
此时，一张抓捕大网正朝他们收拢。
海上追击
又一艘船驶来，声称是马国海军，要求停船检查。时间是2018年12月18日凌晨两点左右。
船东下令驶离，FLYING掉转航向，小船一路紧追不舍，速度略快。
申文波被船长叫醒去起航后，和船长、船东代表、二副一直待在驾驶台，心里紧张又害怕，祈祷着不要被追上。船东安慰他们，“会派直升机来救你们。”
沿马岛海岸线逃跑约4个小时后，两船相距不到500米了。马军发出警告，再不停船就要射击了。
密集的枪声划破深夜，驾驶台玻璃顷刻间被击碎。申文波仓皇逃到二楼卫生间，那里有钢板，安全一些。
FLYING驾驶台上的玻璃都被击碎了。
睡梦中的船员被惊醒了，惊慌失措地跑出去看。一见这情形吓坏了，直往卫生间、机舱躲。
逃到二楼角落的二副，被穿透水密门的子弹残片打中屁股。船东代表的左腿被子弹击中，肚子上留下子弹擦过的伤口。他心想，完了，这下要死在印度洋了。
紧接着，火箭筒打到船上，警报声四起。符伟刚去机舱查看，见一层的玻璃震得粉碎，心里很害怕。
枪击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停顿之后，水顺着甲板哗哗地往下淌，船员们以为下大雨了，几个胆大的探身张望，发现有高压水枪对着船喷射。
船上的电路很快短路，舵机失灵，船失控了。船长见状，举手投降，冲小船喊：“不要开枪了，我们出来。”
船员们举着手到甲板上列队。申文波这才发现，追击他们的是一艘拖轮，十几个身穿迷彩服的士兵正拿枪指着他们。
放引水梯后，5个士兵登船，有的光着脚丫。他们搜走船员身上的手机、现金，让他们在船头抱头蹲下，之后去生活区搜查，出来时，脚上穿着船员们的运动鞋。船员房间里的手机、电脑、现金、衣物等也被拿走，塞进包里，用绳子顺到拖轮上。
当天，FLYING被拖轮拖着往马国港口驶，12月20日清晨，到达塔马塔夫港口。“命保住了。”船员们松了口气。
靠港后，几十个马国政府官员登船检查，询问船长关于船东的信息、此次航行目的等，还有当地记者录像拍照。
之后，船员们被困在船上，轮流到警局接受审问，两个警察守在船梯口。
被困原因，马国士兵登船时告诉他们了——FLYING 2015至2016年到马国走私过红木，马方怀疑这次也是来走私的，船还没到，就接到了情报，因此先前派出了执法船和军机。
船员们一下懵了，他们大多2018年才登船，不了解这条船的历史和船东公司状况，也不知道这次是要拉珍稀红木。只有船长和船东代表在这条船上工作了4年。
一位曾在FLYING上工作过的船员接受财新网采访时透露，杨建丰2014年买下这艘船，当时船名为MIN FENG，2015至2016年到马国走私过几次，没办合法手续，不进港，只在锚地装货，2016年红木被香港海关查获，2017年他将船喷漆改造，改名为FLYING。
在船员们的追问下，船长承认之前去马国装过3次红木，每次船东都说手续办妥了，直到2016年红木被香港海关查获，他被带走调查，才知道报关手续文件是假的。那次，货物被扣了，但船员和船东都未被追责，他猜测“红木（走私）集团背后的势力很强大”。
两位去年4月赴马探监的家属，也看到了当地华人手机上MIN FENG船2015年从海里吊红木的照片，当时船身蓝色为主，而FLYING红黑色为主。
2015年，当地华人拍到了MIN FENG从海里吊红木的照片。
杨建丰告诉船员，手续不全是因为马国合伙人欺骗他，船到了装货地才有手续，未料他们没到就被抓了。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杨建丰承认FLYING是去拉红木，不过是普通红木，而非濒危物种。被问及2015和2016年是否去过马国，他先是否认，之后松口说去那边拉过鱼货。记者再三追问有没有去马国走私过红木，他笑了下，说“我真的不清楚。”
在枪击中受伤的船东代表和二副，当天被交通艇送到医院救治，半个月后回到船上。2019年1月17日，两人被律师和警察带走，以出国治疗为名偷偷回国。
这让其他船员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船东代表是所有船员中责任最大的，“他都能回家，我们也能回家。”
未料20天后，他们等来的是入狱——两名船员私逃激怒了马国政府，导致其他船员被投入狱。
艰难求救
15个船员都在等待船东营救。
船东找了位当地律师，先是告诉他们，春节前能回国，后来变成了一审完能回。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派领事协助处理这件事，几次到监狱看望船员，要求马方公正处理案件，保障船员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督促船东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聘请律师，同时保障船员在狱中的生活、药物需求。
2019年3月，马国法院一审判决17名船员非法入境及拒绝服从罪，判刑五年，每人处罚金5250万马达加斯加法郎；船长和船东代表因开船逃逸罪，多6个月刑期。
船员们难以接受。船东辩解说，律师拿钱跑了不办事。
申文波觉得不公，被抓前他已经离职，却也被判刑了。马国以涉嫌走私红木为名抓捕他们，在船上没发现证据后，以非法入境定罪。申文波认为，非法入境的是货船本身，应当由船东和船长担责。船员们都有船员证，按照国际海事法律规定，不应算非法入境。
另外，船进入马国没有提前汇报，“那是船长的问题，不是我们船员的问题。”船员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提交的证据都没被采纳，判刑有无充足证据支持，他们也不知情。
船员家属到福州找船东杨建丰夫妇，前两次，杨热情接待，说他正在全力解救，他们最晚七八月就能回国。在家属的要求下，他补发了2019年1月和2月的工资。3月之后的至今没发。
这之后，他一直告诉船员，在和马国谈判，马国不开条件，也没有人出来和他接洽。
去年8月二审前，家属第三次去福州找他，杨避而不见。家属向当地政府、公安局求助，也没见到人，无奈而归。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杨建丰态度大变，经常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到2019年11月，二审维持原判，马国对私逃回国的两位船员发出逮捕令，不过，在国内的他们至今安然无恙。
杨建丰在家属群现身，让船员们不要在意结果，说马方已经给出方案，他也已经接受，下周三会签文件。等到了周三，他说改成了下周，月底，下个月……他口中的出狱日期不断推迟，理由是，马国政府要的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双方没谈妥，需要重新谈判。
二审后，杨建丰在船员家属群说判决结果和船员回国没有关系。
船员们感觉被欺骗了，在网上发求助信，给大使馆写信，还提起了上诉，至今没什么消息。
家属们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到马达加斯加探监，还给海关总署发过举报信，请求调查FLYING进出港的历史记录，彻查其走私情况，追究船东责任。
能想到的办法全都做了，“但谁也帮不了”。他们想不明白，作为船舶第一责任人的船东，为何没受到任何制裁，没人去调查他。只有大使馆督促船东亲自到马国谈判，杨建丰不敢去，想找当地人办，又不敢先给钱，怕被坑，但不给钱对方不办事，担保人也找不到……事情陷入僵局。
家属咨询过海事律师，律师建议先起诉船东，讨要工资，其他的赔偿很难，因为证据较少，并且当事人都在狱中。
大使馆则建议他们聘请马国当地律师打官司。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复船员家属，建议他们起诉船东。
“我们已经穷到这种程度了，还怎么到马国聘请律师？”一位船员家属说，船员大多来自山东、吉林、江苏等地农村，本就家境不佳，如今失去顶梁柱，更是雪上加霜。除了不停地找船东，找媒体求助，他们别无他法。
他们希望劳动、海事、公安等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一些帮助，帮忙督促船东，也希望有海事律师帮他们打官司。
6月11日，杨建丰告诉澎湃新闻，他已经请律师为船员办理保释，“这次大使馆直接参与一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当晚申文波告诉记者，杨之前一直推说没有律师电话，记者采访后，他才发来一个，他们打过去，对方说不知情，挂断了。他们发现，这个电话竟是杨建丰之前提到的拿钱后没办事就消失了的人。
期盼回家
申文波看过一部电影，因为飞机失事，一个男人落到荒岛上，为了回家，他吃活鱼活蟹，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两年后，他如愿回家了，心爱的妻子却已嫁作他人妇。
“我觉得这个结局一点都不好。”34岁的申文波，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的渺小无力。
刚被抓时，船员们一度瞒着家人，怕他们担心，也觉得很快就能回去。
入狱后，厨师陈旭东心绞痛发作，给家人写过遗书；轮机长蔡拥军“很多次想越狱，想自杀”；一个缅甸船员的女友提出分手，小伙嗷嗷大哭，剃了光头。
大管轮徐泽进瘦了20多斤，他错过了女儿的婚礼，觉得特别愧疚。妻子在工厂食堂干活，每月2000元，要供女儿读书，还要借钱还房贷。
三管轮符伟刚骗母亲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看着船，船卖了才能回。每回和母亲通话，他都要控制好情绪，怕被察觉。母亲隔一阵就问他弟弟，“你哥这次去的蛮久呀。”
十几年前，孟范义做生意失败，欠下巨债，独自挣钱还债，做过很多临时工，听说船员赚钱，才在2016年考下海员证。他觉得自己是棵小草，为了生存，有太多无奈。
知命之年遭此打击，他心有不平，“我没有触犯法律，不觉得可耻，就是觉得冤屈。”有时，他会到监狱外的小教堂坐一会儿，祈祷早日回家。
“老婆说等我回去她就不干了，她快撑不住了。”36岁的李以印在电话中哭了。妻子在县城杀鸡场工作，朝五晚八，每天要将几万只杀好的鸡放到指定位置，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女儿哭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快了快了，再等爸爸几天。
狱中，他每晚醒两三次，白天经常头疼，像得了抑郁症一样。他说出狱后再也不想跑船，只想开个小饭馆，多陪家人和孩子。
申文波原本拥有一个光亮的前途。在这条船上干完后，再上一条船做大副，他的工资将涨到2万6。出事前他和妻子刚在市区买房，计划着过一两年买个车。
如今，一大家的压力落到妻子身上。她到商场打工，月薪2000，每月还3000元房贷，还得给丈夫寄些生活费，实在捉襟见肘。公婆都刚做手术不久，没法干活，现在小儿子上幼儿园的钱都拿不出了。
她很少跟丈夫诉苦，申文波却宁愿她像过去那样多叨叨几句。奶奶去世、两个儿子出生、父亲摔伤做手术，他都不在家；家人生日、节假日，也常常因为在船上没信号，无法送祝福。申文波觉得亏欠家人太多。
今年生日前一天，母亲语音时叮嘱他煮两个鸡蛋吃，“监狱里能煮吗？”
“能。”两人都哽咽了。
用手机的时限到了，他匆忙挂了电话，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哭了多久。
两个儿子在院里用泥巴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他想起离家前，大儿子抱着他哇哇大哭，他逗儿子，“爸爸在家天天管着你打你，有什么好的。”
“你天天在家打我也行，不要走。”
最近，申文波又梦到了家人，梦中，妻子脸上泛着红云，两个孩子拉着她的长裙，朝他走来。他安慰自己，离回家又近了一天。
去年12月，申文波儿子给他写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