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烈士陵园(夏日凭吊广州黄花岗，向辛亥英烈们致敬)

很早就知道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敬佩他们的英勇和无畏。因此，此次来广州在行程里就有去黄花岗凭吊先烈的计划。由于前几天在广州游览强度过大，每日步行都超过两万步，两只脚都打了水泡。尽管昨天休息了一整天，也对水泡进行了处理，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刺痛。为减轻脚步痛苦，使接下来的游览受脚泡的影响减轻到最低限度，遂决定骑共享单车来完成从地铁5号线区庄站到黄花岗公园的最后800多米。

黄花岗公园的正门位于越秀区先烈中路与太和岗路交叉处，四柱三门牌坊式大门上镌刻着1921年孙中山先生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题词“浩气长存”。坊门之后是长达百米的石砌甬道，甬道两侧林木葱茏，气氛肃穆。

甬道尽处为一半月形小池，称“默池”。默池之上建有一座单拱石桥，桥面上的细密台阶让行走其上的人自然低头缓步，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设计可谓入心。过桥即可见两株高大茂盛的细叶榕树，左边一株为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手植，右边一株为时任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手植，栽植时间为1920年。

过手植树拾阶而上，第一层台基两端各有一座石构香炉，上面分别刻有“旅暹中国国民党同心敬”和“七十二烈士坟”字样。这对由旅居泰国的国民党人敬献的香炉，在形制显然具有一些泰国同类物件的特点。

再登上一层台基，即可见一座石砌锥形墓冢，墓冢上为西式石筑钟顶碑亭，碑亭内竖立的石质方尖碑上刻有方声涛题写的“七十二烈士之墓”七个楷体大字。方声涛为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兄长，曾任孙中山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省代理省主席。

碑亭后面是一座以花岗岩砌筑的中西合璧的纪功坊，坊额篆书“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由光复会发起人之一、同盟会元老章炳麟题写。坊身上的“浩气长存”四字与黄花岗公园正门上的“浩气长存”四字同体。

坊后叠石台以72块象征72烈士的方石叠成山形，山顶为高举火炬、手持法律典章的自由女神像。这72块方石以国民党72个海外支部、分部或个人的名义敬献，每块方石上都刻有一个国民党海外支部、分部或个人的名字，譬如最上面的两块就分别来自国民党的麻六甲（马六甲）支部和三藩市（旧金山）总支部。山顶的自由女神像一度被国民党党徽所取代，女神的样貌也从最初的洋人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

在七十二烈士墓西侧绿树丛中，有一座石构小亭，称“碑记亭”，亭内立有一通石碑。石碑正面碑额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刻制时间为1919年，监修人为林森，书丹者为汪兆铭，也就是汪精卫。碑文中详列了1911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72位烈士的姓名和籍贯，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福建闽侯的方声洞，其后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林觉民。林觉民的一封《与妻书》让人荡气回肠，方声洞的一封《禀父书》同样令人心潮澎湃。

石碑背面碑额为“补书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烈士碑”，刻制时间为1932年，书写者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碑文内补录了13位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字。至此，广州起义牺牲烈士的名单加长到85位。这些烈士平均年龄不到30岁，既有学生、教师、记者、教士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商人、军人这样的普通社会成员。

1934年，国民政府在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进行大规模整修时，在叠石台后竖立纪功碑，碑阳刻国民党元老邹鲁撰写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阴将85位广州起义烈士的姓名悉数收录。碑记亭的对面有一通卧碑，正面碑额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刻制时间为1919年，撰文者还是邹鲁，书丹者为胡毅。胡毅为番禺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曾在广东都督府、广州大元帅府任职，以书法见长。

在与碑记亭大体对称的位置上，是“奏乐台”。这是一座石砌平台式建筑，是举行大祭时乐队演奏乐曲的地方。奏乐台上四通西式石碑上分刻“与众乐乐”四个大字，非常夺目。“与众乐乐”一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民同乐，就是社会成员要为整个社会谋福祉，要为中华民族复兴去努力。110年前的黄花岗烈士们就是这样去做的。

奏乐台北是黄花岗最重要的附葬墓——潘达微墓。潘达微为广东番禺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广州起义爆发前主要负责武器弹药的偷运任务。4月27日起义失败后，潘达微面对众多起义者暴尸街头的惨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将收殓的72具烈士遗体安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并在文章《咨议局前新鬼录 黄花岗上党人碑》中第一次将红花岗改称黄花岗，历史上的广州起义也开始有了另一个名字“黄花岗起义”。潘达微一生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在绘画、摄影、戏剧等方面表现出杰出才华。1929年潘达微病逝后，其家属曾上书要求将潘达微附葬黄花岗，但被广东革命纪念会议以“附葬碍难照办”为由拒绝。1951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将潘达微遗骸迁葬于现址，潘达微及家属的附葬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从潘达微墓再往北，原有四株孙中山在1912年纪念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时亲自栽种的马尾松。但这四株原生于北方的马尾松因为不太适应广州的湿热气候，先后枯死。2016年6月，孙中山先生的后人在原地新植了四株马尾松，以示纪念。这四株马尾松经过5年多的生长，目前看来长势不错。

在孙中山纪念树北面，公园的最北端，是黄花岗唯一的外国人墓葬——越南人范鸿泰墓。范鸿泰为越南乂安人，爱国反法义士。1924年6月19日，范鸿泰在沙面法国驻广州领事馆行刺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失败后，撤离时跑错方向，未找到接应人员，情急中跳入珠江白鹅潭，最终溺亡。两天后，范鸿泰的尸身被捞起，草葬于二望岗，也就是后来广州第一座公墓所在的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因修建公路，范鸿泰墓被迁建于现址。与中国的革命党人相伴，相信范鸿泰一定不会觉得孤单。

七十二烈士墓的东侧，被称为“辛亥革命烈士墓区”，安葬着十数位辛亥革命烈士及其亲属，包括邓仲元及夫人和儿子、梁国一、金国治、韦德、谢铁良、杨仙逸、叶少毅、冯如、翁飞龙、雷荫堂、王昌等。

邓仲园墓是“辛亥革命烈士墓区”规模最大的一处墓园，这与邓仲元生前故后的显赫地位非常相称。邓仲元为广东惠阳人，毕业于广东将弁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曾参与策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兼稽勋局局长、参谋长、琼崖镇守使，授陆军中将；1914年后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1920年任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是粤军的主要创立者；因与粤军另一重要将领陈炯明有隙，1922年3月21日晚，在广九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追授陆军上将。黄花岗烈士陵园建设之初孙中山即提议日后任何人不得附葬，但鉴于邓仲元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和其与黄花岗起义密切关系，孙中山特许邓仲元附葬黄花岗，并在1924年6亲自题写了碑文。在邓仲元墓西侧，还有两座小型墓，分别是邓仲元的夫人李顺春墓和儿子邓伟东墓。

邓仲元墓东侧，是“辛亥革命烈士墓区”另一座规模较大的墓园——梁国一墓。梁国一为海南文昌人，毕业于陆军速成学校；1915年任琼崖民军前敌总指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历任广东讨贼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第一路第二统领第四营营长、第二旅第三团团长、前敌总指挥；1923年11月12日在增城与陈炯明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追授陆军少将。梁国一的墓碑也是由孙中山题写的。

金国治墓位于邓仲元墓和梁国一墓的北侧。金国治为湖南沅陵人，毕业于江南武备学校；1912年加入粤军，积极参加反袁斗争；1917年10月，被任命为潮梅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前敌司令，迎击莫擎宇叛军，屡挫敌锋；胜利进军之际，遭友军沈鸿英嫉恨，被诱杀。金国治先葬于梅州兴宁，后经孙中山特许迁葬于黄花岗。金国治的墓志铭由曾任潮梅军总司令的邹鲁撰写，末尾两句“公死而护法为之中阻，公不可死；公死而护法卒之再振，公其永生。”读来令人唏嘘。

紧邻金国治墓，是韦德烈士的墓园。韦德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在日本轮船公司工作期间，成为中华革命党成员；1921年，加入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1925年12月7日，背叛革命的陈炯明派其心腹洪兆麟乘坐轮船秘密前往上海，意欲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勾结。恰好就在洪兆麟乘坐的轮船上工作的韦德获悉洪兆麟的行踪后，遂决定刺杀洪兆麟。刺杀成功后，韦德难以脱身，不得已，自杀身亡，年仅25岁。

由韦德墓向西，是杨仙逸墓和谢铁良墓。杨仙逸为广东香山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美国大学学习机械制造，并取得飞行执照；1919年在福建漳州组建中国第一支飞机队，并任总指挥，后来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同时兼任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1923年9月20日，在用水雷改装炸弹时发生意外，不幸身亡，追授陆军中将。杨仙逸因在民国空军初创时期的卓越贡献，而被孙中山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墓据说为衣冠冢，真人墓在其家乡。

谢铁良为广东梅县人，曾任大元帅府海军鱼雷局局长，与杨仙逸同时遇难，亦被追授陆军中将。

在杨仙逸墓和谢铁良墓西侧，是中国航空界早期的两位重要人物冯如和叶少毅的墓。冯如为广东恩平人，幼年即随父亲到美国谋生，对机械制造发生浓厚兴趣，1908年制造出第一架飞机；1911年4月，将自己的飞机制造公司从美国迁回广州；辛亥革命后，被革命当局任命为陆军飞行长；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燕塘飞行表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追授陆军少将。冯如墓碑上除用篆书镌刻有“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君如之墓”字样外，还镶嵌着两幅照片，一幅为冯如遗照，一幅为冯如制造的飞机照片。

叶少毅为广东台山人，1917年毕业于美洲飞行学校；1919年6月加入援闽粤军飞行队，同年7月在执行飞行侦查任务时，遭遇极端天气，坠机身亡。叶少毅墓的的立石者为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墓志铭由林森撰写。由于陈炯明不太好的名声，碑石上他的名字显然被凿除过，现在的文字应该是后来补刻的。

在黄花岗公园的西部，有一座粉墙环绕的独立小院，这就是史坚如墓祠。史坚如为广东番禺人，1899年加入兴中会；1900年10月28日，为策应惠州起义，意图通过地道爆破刺杀两广总督德寿，事败逃亡香港途中被捕，同年11月9日英勇就义，时年22岁。孙中山把史坚如和“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相提并论，赞誉史坚如“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史坚如墓祠门额“史坚如先生祠”由时任广东都督胡汉民题写，题写时间是1913年。史坚如墓祠原位于青菜岗，1978年迁建于此。

由史坚如墓祠转东，可见一座六角重檐攒尖顶小亭，亭内所立石碑即俗称的“地界碑”。该碑竖立于1924年，碑文为由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军政部和广东省政府联合发布的公告，联署人为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和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公告明确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的四至范围，并要求陵园范围内的所有民间旧坟限期迁出，同时做出了“嗣后无论何项有功之人，其遗骨概不得附葬”的规定。但此项规定在后来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而潘达微先生恰恰是因为这条规定被挡在了黄花岗之外。

地界碑北是一座方池。这座方池是1921年由国民党菲律宾第一支部、第二支部捐资营造的。方池呈长方形，周边围以中国传统样式的石雕栏杆，池中心的水法则是典型的西洋样式，水法基座正面镌有“驻菲律滨埠中国国民党第一支部第二支部敬献”字样。

顶着近40度的高温在黄花岗公园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衣裤几度被汗水浸湿。我等有幸赶上了一个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需流汗不需流血的年代，而这一切都是包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内的千千万万英烈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