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热门美剧《毒枭》以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为原型，这位大毒枭的故事就发生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1970年代，麦德林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西方毒品消费的推动，成为贩毒交易的聚集地。1980年以后，毒品经济逐渐衍生出大量凶杀暴力犯罪。1993年之前的十五年中有大约4.5万人在麦德林被杀害，1993年后的十五年中又有4.5万人被杀害。
美剧《毒枭》海报
201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颁发给了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在介绍麦德林的短片中，麦德林前市长阿尼瓦尔·加维里亚·科雷亚(AnibalGaviria Corre)说：“在过去20年中，麦德林从一个令人恐惧的犯罪城市变成了一座适于生活的城市（a city for life），所谓的宜居城市，就是指居民的生活更幸福，城市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麦德林从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之城变成了城市创新发展的典范，而麦德林的改变策略的核心是“平等”，赋予所有的居民以平等的权利。城市的决策者用创新和大胆的非传统“社会融合”的方法来达到社会平等。比如，由于山地的地形，麦德林成为世界上首先采用缆车和室外扶梯作为大容量交通工具的城市，这种交通方式将城市的劣势转为优势，不仅解决了当地的交通问题，也改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
2014年，CITISCOPE的记者克里斯多夫·斯沃普（ChristopherSwope）采访了学者杰拉德·马丁（Gerard Martin），杰拉德·马丁是研究哥伦比亚城市尤其是波哥大和麦德林的顶尖学者，曾担任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哥伦比亚项目主任，著有作品《Medellín. Tragedia yResurreccion. Mafia, Ciudad, Estado. 1975-2012》。
澎湃新闻对此次采访进行了编译。本文分为上下篇，上篇将梳理麦德林的发展历史，介绍麦德林在1970年代起如何沦为充满毒品暴力的罪恶之城，下篇将介绍麦德林近20多年的转型之路，麦德林如何从城市治理及空间干预的角度改善居住环境，包括由麦德林市长联合建筑师一起进行的“城市针灸”策略。
学者杰拉德·马丁（Gerard Martin）是研究哥伦比亚城市尤其是波哥大和麦德林的顶尖学者，曾担任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哥伦比亚项目主任，著有作品《Medellín.Tragedia y Resurreccion. Mafia, Ciudad, Estado. 1975-2012》
“常春之城”变成毒品的温床
麦德林是一座美丽和丰饶的山谷，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的中心城市区，邻近巴拿马的边境。麦德林也是一个贸易十字路口，农产品物流与商业活动都必须通过麦德林。它的海拔是完美的1500米，适宜差不多所有作物生长。气候十分宜人，因此被誉为“常春之城”（City of Eternal Spring）。
从山脉、海拔和道路网络来看，哥伦比亚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外世界第三大地形起伏剧烈的国家。麦德林也是一座山城，身处安第斯山脉之中使其在交通方面一直面临困难，但这个劣势也进一步促使麦德林形成了自力更生的成长和发展传统。
20世纪初麦德林大约有5万人口，20世纪中期大约有30万人口。从1950年到1970年人口翻了三番，由30万人增长到100万人，现在麦德林大都市区有370万人口。推动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卫生水平的提高，高出生率与降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出。实际上哥伦比亚的农村区域的总人口在增加。相比城市人口，它的增长百分比较低，但仍然从20世纪中期的100万增加到1700万。山越高的地方，居民越穷困。穷人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找地皮，更远就意味着要往山上更高的地方住，而住得更高当然也就离各种服务设施更远。
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人口的增长，至少在20世纪中期，政府开始制定一些认真的规划。但迅猛的人口增长、权力下放的缺乏、全国性住房保障政策的缺位，最终导致非正规城市空间的蔓延。于是出现了麦德林这样的城市，只有25%的正规规划的城市，另外有75%的人口生活在没有规划的非正规居住环境里。
毒品经济，尤其是可卡因经济，之所以在麦德林落地生根，首先是因为麦德林的战略位置。南美洲凑巧是世界上唯一能种植古柯叶的大洲，因为古柯叶需要安第斯山脉的土壤和气候。那些古柯叶被加工成可卡因，最终流向消费者。从哥伦比亚出口的理想地点需要靠近海岸，哥伦比亚的西北地区与太平洋海岸和大西洋海岸相接，而麦德林又是中心，接近中美洲和迈阿密。
一直以来，麦德林就是从巴拿马、加勒比地区和美国非法走私消费品的中心：比如烟草、酒精和家用电器等等。所以麦德林有走私的传统，人们熟悉如何与海关和执法机关打交道，必要时还会动用一些暴力。这些灰色经济受到中央政府的容忍，生意人和政客不愿划清守法和非法的界线，这样他们就便于中饱私囊。
因此，可卡因经济进入了麦德林，既有地理的原因，也缘于监管弛懈，还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走私国内外货物的网络。需要注意的是，麦德林早期可卡因买卖的经济机制和逻辑，及其引发的各种暴力，其实与城市的非正规居住环境关系不大。因为在1960、1970年代，卡利、波哥大或者卡塔赫纳的住房条件并不比麦德林好多少，但并没有变成毒品暴力泛滥的地方。
从贩毒到凶杀犯罪的疯狂增长
1950年后麦德林发生了人口爆炸。此后麦德林一直在追求城市的发展能赶上人口增长带来的一切变化。（Shutterstock/ecco3d）
1970年代，麦德林毒品贩卖的增长与西方国家对休闲性毒品的需求迅速增长有关，也正好遇到了麦德林当地的经济危机。麦德林曾是哥伦比亚首要的工业城市，尤其是纺织业。但当时波哥大在工业领域追赶上来，而纺织业又向亚洲转移，麦德林不得不进行经济转型。同时，随着政治领域的开放，经过16年僵硬的两党体制后，大量新兴的政治家寻求竞选的金钱。形形色色渴望搞钱的人把新兴的毒品经济视作值得关注、一拍即合的对象。作为回报，许多犯罪头目得到了包庇。
巨大的非法资金流入麦德林，进一步腐化了政治党派、执法机构和当地政府，他们买入当地的经济实体、足球俱乐部、地产、酒店、餐馆，应有尽有。起初，随着可卡因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人人得利，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一个报复帝国主义国家，抢劫它们美元的有趣游戏。
到了1980年代早期，一些毒枭巩固了大型犯罪网络，各个都试图垄断毒品生意。于是暴力斗殴事件频发，这些毒枭不断招兵买马。黑帮开始孳生壮大，互相争夺合同和地盘，他们把很多社区转变成了黑帮的领土。十几个哥伦比亚游击队组织也加入了这场游戏，从组织古柯叶种植、保护可卡因实验室和运输路线上分润。他们还在麦德林和其他城市组织武装民兵，尤其是非正规和贫困社区。这些因素也促成了1980年代暴力活动的高涨。最后还有冷酷无情的反游击队准军事组织崛起，这些组织不少由麦德林的毒枭赞助，让毒品战争变得更加肮脏。
暴力弥漫的麦德林
麦德林全城都弥漫着暴力，但各处的程度有别。绝大部分的黑帮老大并非来自最贫困的社区，而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很快在市中心购置了最昂贵的别墅，在麦德林的富人居住区波夫拉多（El Poblado）山谷的南部开店。在邻近的城郊恩维加多（Envigado）以及其他地城郊地区，犯罪网络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地方政府。恩维加多之于麦德林，就如同科里昂（Corleone）之于西西里，有一种类似犯罪避难所的感觉。他们以此为基地渗透全国政治，连大毒枭埃斯科瓦尔都进入了哥伦比亚国会。
在卡斯蒂利亚和曼里克（Castilla and Manrique）这样的蓝领社区，黑帮老大雇佣和武装年轻的匪徒进行谋杀、汽车爆炸、绑架和敲诈等犯罪。这些帮派迅速壮大，他们再把任务分派给山地更高处的贫困社区的小黑帮。这些小黑帮也开始孳长、争夺地盘，暴力地执行“命令”。城市游击队和他们的民兵也主要在这座城市最贫困的地区行动。然后衍生出犯罪活动的经纪人，包括律师、金融专家、腐败的政客和商人，他们买入灰色和浅灰色的当地经济实体，产业遍及了麦德林的金融、商业和工业领域。
最终，一些蓝领社区和贫困的非正规社区，尤其是城市东北部，成为了麦德林最最暴力的地区。那里也是今天标志性的城市改造项目--西班牙图书馆所在地。那些法官、市议会成员，人权卫士，其他反抗黑帮的人也往往在这片历史城区的街头或者大学校园里遇害。麦德林没有一处免于受害的地方，这对麦德林的政府和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摧毁性的影响。
暴力活动在80年代失去控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开始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打击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贸易：引渡。结果事与愿违。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M19游击队竟然采取联合行动对抗哥伦比亚最高法院。上百名参与引渡案件的法官在麦德林与其他地方的街头、办公室和家人面前被枪杀。而且几乎没有人抗议，因为引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即便有抗议的人也会被干掉。
大毒枭的死亡并没有终结暴力
2002年的麦德林：一位哥伦比亚警察在麦德林贫困的第13社区。自此以后，这个社区和其他同样贫困的社区得到了学校、图书馆，以及改善上下山出行的缆车系统等投资。（ALBEIRO LOPERA/Reuters/Landov）
1993年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死亡通常被认为是麦德林城市的转折点。这位大毒枭最猖獗的时候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出没，甚至登上国会，组织各种体面的社会活动，政府也动不了他。但真实的故事更加复杂。埃斯科瓦尔的死不过是拿掉了麦德林地下世界的暴力犯罪蛋糕上的一枚樱桃。作为麦德林第一段凶杀频发时期的终结，埃斯科瓦尔的死有象征意义，但是可卡因买卖以及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活动并没有离开麦德林。
麦德林暴力活动最严重的年份是1991年，即埃斯科瓦尔之死的前两年。1991年整个哥伦比亚的凶杀案也达到了顶峰。1993年之前的十五年中有大约4.5万人在麦德林被杀害，1993年后的十五年中又有4.5万人被杀害。另外，很多其他形式的案件，比如强迫迁徙和绑架，在1990年代都大幅增加。
不过，1990年代早期的确算是哥伦比亚的分水岭，麦德林也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1989年，很多名人——包括总统候选人、政治家、记者——被杀害，整个国家最终在震惊中觉醒。我们有了必须采取行动的共识，不然的话哥伦比亚会垮掉。
1990年有8个游击队遣散，其中包括哥伦比亚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游击队组织M19。尽管M19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但也有过抢劫运奶卡车，向贫困社区发送牛奶的义举。M19遣散后获得了制宪会议30%的选票。他们的代表人安东尼奥·纳瓦罗·沃尔夫（Antonio Navarro Wolf）是制宪会议的三位主席之一。很多遣散后的游击队成员仍在担当议员、市长，竞选总统。
2002年乌里韦当选哥伦比亚总统，暴力的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他的前任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朗戈总统（Andrés Pastrana）与仅存的游击队组织Farc和ELN展开了三年的和平谈判。结果不了了之。哥伦比亚反而走向了对立：在某些地区，准军事与游击队的武装冲突甚至达到了内战的状态，尤其是麦德林周围的农村地区。武装冲突还散播到麦德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第8区和第13区。
同年，美国的比尔·克林顿政府与帕斯特拉纳签署了哥伦比亚计划，以求将哥伦比亚的军队、警察、情报系统和司法系统迅速职业化，进一步打击可卡因买卖。另一个因素是911恐怖袭击，准军事组织和游击队都被美国与欧盟列为恐怖组织。
乌里韦是第一位充分落实哥伦比亚计划的总统，他提出的和平协议被准军事组织接受，但未被游击队接受。2002年末政府与准军事组织达成了停火协议，全国和麦德林的暴力活动由此大幅下降。麦德林的谋杀案从2002年的3300起下降到2003年的2200起。
暴力的反弹
哥伦比亚政府下放权力，让塞尔西奥·法哈多这样的市长得到了治理城市的更大余地。（REDY AMARILES/ Reuters/ Landov）
2003年末，麦德林见证了哥伦比亚第一批约50个准军事组织的遣散。麦德林要帮助这些组织重新融入城市，这也是防止帮派死灰复燃的措施。当塞尔西奥·法哈多在2004年担任麦德林市长时，他面对的治安环境已有所改善，但仍有复杂的遣散问题要处理。
遣散问题很复杂，从一开始就有弊病。与政府谈判的准军事组织头目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毒枭。一些人已经面临美国的引渡要求，但通过谈判能暂时逃避引渡。而且遣散议程十分微妙：以准军事组织成员的身份遣散，就能逃脱他们罪行的审判，同时洗白他们的犯罪帝国。
在麦德林，情况尤其复杂。一些在2003年遣散的成员，接受城市的帮助，融入社会，却继续犯罪。一个重要的头目叫“唐伯纳”（Don Berna），从埃斯科瓦尔时代以来，就活跃在当地的犯罪世界，如今终于爬到了麦德林有组织犯罪世界的顶峰，直到2005年才被送进监狱。即便在监狱里，他仍然操控着麦德林的犯罪帝国。
直到乌里韦于2006年再次当选四年任期的哥伦比亚总统，他在一天之内引渡了13位准军事组织的重要头目，其中就包括唐伯纳。遣散后的准军事组织与犯罪组织的触手都离开了麦德林。在麦德林，随即引发了5000个遣散后的准军事组织以及犯罪世界的混乱。于是，凶杀案翻了三番，从2007年的800起增加到2010年的2200起。一些受影响最大的社区，是市政府一直致力推进城市社会性项目的地方。
阿隆索·萨拉查市长（Alonso Salazar）曾是法哈多政府时期负责治安的副市长。他在法哈多后继任市长，与中央政府积极合作，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提升麦德林政府打击犯罪的能力。他还揭发了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的高度腐败，与犯罪份子相互勾结的现象。麦德林治安挑战的复杂性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与可卡因买卖联系的有组织犯罪无处不在。麦德林还要加强本地的经济发展，减少犯罪渗透与洗钱的机会。大量的工作要投入在社区那些容易走上歧途的青年上。二十多年来，这些社区经受了一波又一波暴力与犯罪的蹂躏。
2005年，哥伦比亚政府通过了重要法律，确认了受害者在寻求司法公正、澄清事实真相与赔偿各方面的权利。法哈多市长制订了一个麦德林受害者计划，萨拉查则建造了一座纪念博物馆，讲述麦德林和安蒂奥基亚省的不幸经历。当然，这些计划要和受害者合作，也有大学的参与，旨在促使人们警觉，对暴力现象的卷土重来不可麻痹大意。还有大量的社区组织制作纪录片、证据、博客、小型展览和装置等等。
受害者有着许多勇敢和反抗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真实的经历。就像被麦德林一度遗忘的勇于对抗埃斯科瓦尔的女法官玛丽埃拉·埃斯皮诺萨·阿郎戈（MarielaEspinosa Arango），尽管最终她还是被杀害了。在博物馆里，她的故事远比埃斯科瓦尔或唐伯纳得到更多呈现。博物馆的理念是，她的名字与其他人的名字将会被记住和纪念，而不是那些黑帮的名字。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