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教
第一节 天主教 基督教
天主教。1810年，法国人尚维善在重庆创办天主教总堂，派国人陈神甫来开传教，设立开县分堂，是为天主教传入开县（今开州区）之始。该教发展最盛时期为1916—1929年间。1949年全县有教徒4076人，神职人员8名。设汉丰镇、南门场、临江市3个堂区，各堂均有神甫1名负责传教活动。该教曾在汉丰镇举办过经书学校及施药室。几个教堂共有田租86石，房屋68间。其活动经费主要靠收租课，其次由重庆总教堂按月付给神甫生活费银元20元。
基督教。1901年，德国人吴本馥首次来开县传教，设立教会于南门场、陈家场，继后在县城成立教会，兴建教堂。1932年由英国牧师步青云、石静安、艾礼富等来开传教。1944年后，则由开县人甯维道负责管理教会。1949年，全县有汉丰镇（辖江里、东里各堂）、浦里（辖浦里一带各堂）两个牧区，14座教堂（汉丰镇、温泉、临江镇、长店坊、中和场、铁锁桥、清平寨、巫山坎、邓家场、陈家场、南门场、赵家场、岳溪场、红花园），牧师、传道人员6人，教徒879人。房屋13所（占地16.5亩），牧租课91.4石。曾在县城内开办过福音小学、福音女校和药房一处。抗战时期，曾组织“开县妇女传道服务团”，为伤兵缝制棉衣、棉鞋。其活动经费3/4靠地租收入，1/4由教徒乐捐。
天主教和基督教，自鸦片战争以来， 曾被帝国主义者作为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多次遭到我国人民的反抗。1907年5月，开县“红灯教”在浦里一带捣毁天主堂和福音堂。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方针”。1951年开县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罪证展览”。由于土改是地没收了各教堂出租的土地，私房改造中，政府又经租了教堂的部份房屋，以致教会收入减少，神职人员生活失去来源。人民政府采取安排就业、补助、救济等措施，解决他们的困难。“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县尚有天主教堂3所，参加礼拜活动的40余人；基督教堂1所，参加礼拜活动的30余人。
1984年“圣诞节”，县城内天主教有300多人，基督教有270余人参加礼拜活动。
第二节 伊斯兰教
清雍正年间，伊斯兰教随着回民的迁徒而传入开县。先是回族黄丰泰、黄春茂、马登荣、余家安、余家邦等从湖南、湖北迁居县城带彭门街，随后又有定、铁、苏、穆、皇、李、王、海、伍、武、张、刘等姓氏的回民从外地迁入此街定居。清光绪年间，已成为回民聚居区。因汉、回民族习俗不同，常发生纠纷。政府当局为了调和民族间的矛盾，便决定将“带彭门街”更名为“教门街”，明令禁止猪肉和生猪进入此街。
1949年，开县汉丰镇、临江镇两地有伊斯兰教徒200多人（其中临江19人），县城有清真寺一座（占地约160平方米）。该寺建于清雍正年间，由“阿言”主持教务工作，先后担任“阿言”的有黄季聪、马季丰、刘明初、李仙洲等人。1961年后，即无“阿言”。1917年，清真寺办小学一所（后并入公立小学）。1940年，成立了回教协会，海阳山任总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教徒213人（其中临江37人）。
第三节 佛教
据清代陈昆所撰《重修大觉寺碑记》称“寺创建于建安二十四年”，可知佛教早在东汉末期即已传入开县。源善和尚，清光绪二十八年，为大觉寺主持僧。民国时期，四川省长刘湘曾封源善和尚为“善功法师”，掌握万、开、云、奉、两巫寺庙。
1922年9月，开县居士邓灵芝将自购之“明藏”一部布施给大觉寺。嗣经北京政府内务部转呈大总统批准明令颁给。
1936年，“开县佛学社”成立，余郅廷、徐子卿为社长。1939年，开县佛学社，延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代院长法尊法师来开县讲经。
1939年冬，三合场白水寺（今白水阉）的寂节和尚创办汉丰佛学院，招收开县青年僧伽20余名入学。翌年冬，该院聘重庆发松法师及圣芳、海印诸师执教。
1941年春，大觉寺创办佛学院，由唯圣、慧海2法师主持教务，师生共20余人。1942年，雪松法师任大觉寺主持，温泉、镇东、临江、三合、铁桥等佛学社相继成立。大觉寺佛学院发展到有学员100余人，学生全系下川东各县的青年僧伽，分甲乙两班授课，开设英文、数学、佛学、常识等课程，当时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导区专员曾德威曾任该院名誉院长。 同年春，雪松兼任白水寺、汉丰佛学院长，由映月、净智等法师主持教务，有学生20余名。
抗战时期，两处佛学院发起组织僧侣服务队，参加救护工作。1947年6月，大觉寺佛学院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有佛学界人士参加，曾出版《院刊》一辑。
1948年，全县佛教有寺庙82座，田产300亩；和尚140名，尼姑23名；佛教会会员84人，大觉寺佛学院师生56人。大觉寺一直为全县佛教活动中心，拥有大小殿堂及房屋60多间，供有数百佛像，其中有铜铸佛像60余尊，常住和尚71名，出租田产100多石。县内较著名的寺庙还有白水乡的白水阉、三合乡的中峰寺、临江镇的东岳庙、厚坝乡的观音庙、温泉镇的罗汉洞、大进乡的天子庙、灵通乡的金瓶寺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寺庙出租土地被没收，原有僧尼纷纷还俗成家，佛教活动终止，所有寺庙均作了他用。
第四节 道教
道教何时传入开县，无考。清咸丰《开县志》载：“汉张道陵曾寓开县之安乐山。宋苏轼有书并序。”该志总纂陈昆对此已提出置疑，在按语中说：“道陵寓开，不见他说。东坡亦不闻至开……故因府志所录，始芟之，而仍留之，以备考”。经查《苏轼诗集》等书载，张道陵、苏轼所过之安乐山，系合江县之笔架山（古名安乐山），并非开县的安乐山。
县城西北郊的东岳庙为开县道教徒活动的中心。此庙据碑载始建于明代，内有正殿3楹、复殿3楹及全套生活用房，占地10余亩。周围古木成荫。1934年成立开县道教会，会长王园法。1948年10月，开县道教会改组为四川省道教会开县分会，共有会员32人（分布于全县12个大小宫观），会长刘明辉（解放前夕逃跑）。
道教活动的经费来源主要有：田产（共24亩）所收租课，平时香火，求神问卦收入，会员所缴会费和平时化的“功果”。
土改时，各地宫观田产被没收，道土、道姑都还了俗，宗教活动停止，所有宫观均作了他用。
第二章 帮会
第一节 袍哥
开县的袍哥组织始于清末，辛亥革命前，县城内外只有袍哥堂口5个，均发源于“古汉公”。辛亥革命后，发展到15个，即：古汉公、义胜公、忠义公、盛景社、西胜社、汇文社、奎文社、汉丰社、维新社、普通社、汉胜社、共和社、普济中庸社、怡翕和社、同汉公。民国3年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袍哥组织，7月底，全县取缔袍哥公口234处，收缴底金万余元。民国18年，范绍增驻防万县，支持袍哥组织复活，县城内两大袍哥组织——“西胜公”、“集信长”同时建立起来。接着，义胜公、忠义公、汉江社、文峰社、胜友公、中双社、同仁益、汉兴公、义胜和、礼聚公等堂口亦先后成立，各乡、镇的袍哥组织也发展很快。
新中国成立后，对袍哥组织一般成员，阐明政策，不予追究；对罪大恶极的袍哥首要分子，坚决打击。袍哥组织的活动亦告终止。
第二节 青帮
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帮发展到开县。1947年扈作汝在县城“恒庆生”药房代师收徒30余人，继后有董怀亮、张揆伯、江东浦等在开县收了一批徒弟，青帮组织逐渐发展起来，但人数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打击了有罪恶、民愤的青帮头子，一般成员概不追究。青帮活动终止。
第三节 行会
行会，是旧社会同一行业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的小团体。行会订有行规，有共同崇拜的偶像和大家推选的会首（亦称行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和会期，届时举行集会以示纪念，并进行改选会首，修订行规，筹集活动资金和吸收新会员等活动。民国时期开县有以下一些行会。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各行会的成员均分别加入了本行业的工会、协会，所有旧行会自行解散。
第四节 会道门
开县会道门组织名目繁多，遍布城乡，计有先天大道、神兵、性理道、忠恕道、先天一贯大道、皇极道、归根道、秋祖龙门道、孔孟道、无极道、中庸道、万国大刀会等12种，在开县解放前夕共有道徒近万人。
一、先天大道
先天大道，又名剑仙道，民国初期为道首刘道生所创。此人以治病、宣传佛学为名，到处欺骗群众，发展组织。所收道徒有两种：一种是修清规的，多系老年人；一种是修红福的，都是青壮年。入道时，每人将全家人的生庚八字写给道首，缴一箱黄表纸烧后即可。1949年开县有道徒179人。
二、神兵
清光绪年间，周士刚在大慈山雷神庙一带组织神兵。以设坛祭神，喝了神水就“打不进杀不进”的幌子迷惑群众。1928年2月，结发道人来到开县九龙山传道收徒，8月曾率领神兵攻下临江镇，9月攻打县城失败。次年8月，神兵被驻军和民团剿灭，结发道人被杀。以后，神兵组织在开县仍不时有所发展，全县有张维珍等8个支系，共有成员9百多人。1940年4月，神兵头子鲁树林、雷八字等率领道徒在原属谭家乡的银子包暴动一次，被县府请来正规军配合 民国剿散。1951年2月，神兵头子周刚、彭海涛、袁春堂等在九龙山举行暴动，杀死农会主任王行伦等6人。人民政府立即派兵剿捕，镇压了匪首周、彭、袁，其余按罪行轻重，亦依法分别作了处理。
三、性理道
1949年7月，万县陈宗玉、刘铭芳来开县创办性理道，在县城东街皮家巷皮德沛家设立大群佛坛，陈宗玉任点传师兼坛主，刘铭芳任副点传师，下设天才、地才、文书等职务。是年8—10月，陈、刘广收徒弟，发展组织；天才、地才、人才以降沙盘，讲圣谕妖言惑众。其道徒入道时，每人要缴入道费银元6角以上。下设分坛有：西华坛（西津坝）、文理佛坛（东街）、陈乐佛坛（小南街）、三元佛坛（较场坝）。该道共有成员107名。
四、忠恕道
忠恕道于1910年由万县魏恒丰传入开县，初在县城东街“洪吉祥”商店创立同善社，善长韩子明。1926年，由谭炳成、陈惠珍继任善长，1933年迁绣衣池改名济生堂，设文书、果证、道经、明察、庶务5股，均有股长。1949年5股为5社，由原股长担任社长。该道为扩大组织，在临江、温泉、铁桥、赵家、陈家、南门、宣汉县分设事务所，每所设有所长，统由县善堂领导。该道共有成员565名。
五、先天一贯大道
先天一贯大道，又名西华堂、青佛道、普渡门、金丹教。清光绪年间陕西西乡一老道魏龙兴来开县发展丰乐乡的徐友太、大德乡的邱端玉及三合场的傅加乐入道，继由徐等各自分别逐代发展起来。该道有众生、天恩、正恩、引恩、保恩、顶航、十帝等道职。入道的人都必须吃长斋。1949年有成员339名。
六、皇极道
皇极道，又名皇极归根道。1904年，该道师尊王家蒙（綦江县人）、谭兴文（忠县人）来开县明星乡黄家湾传道，并在黄家湾设立1个坛。后道徒增多，分为4个坛（明星乡黄家湾、太平乡黎子岩、陈家乡方家湾、邓家乡黎家湾）。道内分众生、领职、天恩等职。凡入道者，须缴入道费银元2元，宣誓后方为正式道徒。该道1949年有成员376人。
七、归根道
归根道，又名归根门。民国初期由城口蒙蒙溪传入开县，道首龚克端、黄兴碧常在白泉、关面、满月等地发展道徒，从事道务活动。凡入道者须缴功德费。道内分众生、执事、五行、十帝等职务。该道1949年有成员39名。
八、秋祖龙门道
1949年6月，重庆总坛的万世芬来开县创办秋祖龙门道，在横街子李家公馆设总坛，名“处家坛”，大肆宣扬“秋祖龙门道信五祖、五母，入道后可以免罪，修行成仙。”直到1950年上半年止，共收道徒40余人，以后就停止了活动。
九、孔孟道
孔孟道，又名圣人道。1903年，彭前扬（新津县人）来开县城东街皮农巷皮绍武家创办遗德学校，彭任校长，彭死后，由上以绍武、张明九继任。后迁至大慈山，改名为古辅仁学社，下设5个分社：大慈山及城内明德学校为觉一社，渠口幺古坪为觉二社，铺溪为觉三社，猪草坪为觉四社，城同人皮家巷为觉五社，各社设正副社长、庶务、交际、文书、会计等职。入道者须缴入道会银元5角以上。该道1949年有成员181人。
十、无极道
无极道于民国20年由向荣山（宣汉县人）传入开县。起初，向流窜于紫水乡一带医病，在群众中吹嘘“无极道的六字真经、金光咒、准提咒念了能成仙成佛，并能治病”。民国21年，发展了第一名道徒陈锡三，随即由陈发展30余人，后共有成员43名。该道每年做会6次，散布封建迷信，迷惑群众。平时借治病，看风水诈骗群众钱财。
十一、中庸道
中庸道由万县响水滩人谭俭信来开县岳溪一带发展道徒。民国36年左右，在开县设坛53个，有道徒5千余人。入道者须缴银元2元。每年做“春祈”、“秋报”会两次，对道徒讲“条规谕章”，灌输封建迷信思想。
十二、万国大刀会
1929年，由云阳县道首张大防来开县复兴乡忠兴村，欺骗群众学法术，继后收要子龙、张里成为徒，并在该乡花包寨成立“万国大刀会”，发展道徒10余名。不久，县府闻讯，派团练搜捕，围焚花包寨，击溃“万国大刀会”，但其组织尚未彻底摧毁。该道共有成员21名。
以上12种会道门组织大都由国民党军政官吏及封建恶霸掌握，以行医、传教等为外衣，借装神弄鬼，消灾免劫，修仙成佛等手段，麻醉群众，骗取钱财，欺骗平民，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帮凶和工具。解放后，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各会道门的丑恶面目日益暴露。人民政府在1951年对反动会道门进行处理和打击，但其中部分顽固分子仍不改恶从善，弃旧图新，他们暗地里采取种种阴险手段，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的甚至组织暴动。开县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11月23日发出“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布告，依法惩处了一批首恶和骨干分子，一般道徒均主动申明退道。
第三章 风俗习惯
第一节 衣食住行
一、衣
清代，各级官吏的衣冠服式，均有统一规定。民间男的着大襟长衫，早期为大袖，晚期为窄袖；女穿大襟短服，均为大袖长裤。绅士则穿长袍马褂。戴顶顶帽（即爬皮帽）。富豪之家穿戴绫罗绸缎，贫穷者衣着均为土布大襟与膝长的衣衫。民国初期，开县偶有着中山服、西装革履的出现，但被视为奇装异服。城乡士绅仍穿长袍马褂，头戴博士帽、上层妇女穿旗袍短袄，缎面绣花便鞋。农村老年人仍穿土布长衫，男女青壮年多着朴素短服，头包白布长帕，以利劳动。
共和国时期，衣着变化甚大，男子多穿中山服（干部服），妇女大都着对襟短衣。50年代初，妇女干部以穿列宁服为主，乡村多着大襟短装。70年代前，男女服装面料以细布、府绸、卡叽、哗叽、灯心绒等为多，多为篮色、灰色、黑色。70年代后逐步出现化纤织品，服装样式仍然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服装样式举不胜举，西装革履正由城镇推向农村，妇女服装花样繁多，色彩艳丽。大城市的流行时装也很快传到县内城镇。
二、食
清代及民国时期，人们饮食，贫富迥异。富户之家以大米为主，个别富家一日三餐，均不离荤腥。逢年过节、红白宴会不少了山珍海味，饮必醇酒香茗。中等人家粗细粮兼食，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即吃肉），逢年过节、红白宴会以猪肉为主，间以鸡鱼办“十大碗”筵席，浦里南门、岳溪一带时兴“扣碗席”，饮白酒粗茶。贫家小户平时汔粗粮薯类，油荤稀簿，逢年过节才吃一顿大米干饭，打一次牙祭。如遭灾荒，则喝羹羹糊糊，吃糠咽菜，更谈不上饮酒喝茶。
共和国时期，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场镇居民均食大米（从1954年开始口粮实行定量供应）；农民细粗粮兼食。“大跃进”时期，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生活集体化，饮食习惯大改旧观，到处都吃“罐罐饭”、“篓篓饭”。1980年，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城乡人民均主吃细粮，猪肉、禽蛋成了“家常便饭”，婚丧嫁娶竞相攀比排场，吃喝更为讲究，一般设宴10数席，多者100余席，每席4盘10碗，丰盛者至三四十盘，山珍俱备，海味齐全，名烟名酒，糖果糕点，均甚讲究。
三、住
清代、民国时期，开县城乡住房等级差别甚大，城镇的官吏、巨贾均住砖木结构的楼房或大院，平民则住低矮的木板瓦屋，贫苦居民则在城墙、僻巷搭窝棚居住。农村富绅都建有土（砖）木结构的瓦房庄园，石砌箭楼（即碉堡），绕以围墙。庄户人家则住低小的瓦屋、茅舍。还有不少贫苦农民栖身于草棚、岩洞。
共和国时期，人民居住条件日益改善。60年代左右，县城房屋一般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二三层的楼房，70年代末至80年代，汉丰镇一批钢筋混凝土的六七层高楼鳞次栉比地兴建起来，农村也兴建了一批砖木、水泥结构的瓦房小院或楼房。但多数农民仍住土墙瓦屋，住草棚、岩洞的人极少了。
三、行
解放前，开县交通闭塞，行路艰难，有钱者出门则坐轿、骑马。运输货物离不开肩挑背驮。共和国时期，交通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县内的公路已与四邻各县连接，各区镇均有公路供汽车行驶，农民赶场乘车极为方便。城乡人家买有自行车的很普遍，1985年全县共达8837辆，摩托车也不少。长途跋涉，肩挑背驮，逐步为机动车辆所代替。
第二节 婚姻 丧葬
一、婚姻
清代及民国时期，县内男女婚姻，一直遵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一般经过媒人撮合、发口八字、上门相亲、下聘订婚、择吉报期、娶亲拜堂6个步骤，男女婚事即告完成。此外，还有几种婚姻形式：
童养媳（俗称“小媳妇”）：年幼女子（几岁或十几岁），因父母死亡或家贫，未娶即到婆家为媳，为其干活，待成年后才举行婚礼。童养媳大都遭到公婆的歧视和虐待，处境低贱悲惨。
指腹为婚：两家原系至亲挚友，双方妻子怀孕时即指腹为婚，分娩后如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便正式定婚。
过门守节：清末，仍有个别封建思想严重者，未婚女媚已死，仍将女儿送到男家为媳，终身守节不嫁。
一子祧两房：兄弟死后，仅有一子，无子者将侄儿过继，共同抚养，成年后，两房为其各娶一妻，以图生子传宗接代。
再醮：又称“改嫁”，过去叫“出姓”。民国时期，寡妇再嫁，被人歧视，境遇凄惨。再婚时，富有人家只能坐小轿，贫家小户则是步行，到了婆家不准从大门进去，只能从后门进屋。
自由婚姻。民国中期，开县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男女双方，互相爱慕，自由结合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根本上废除了极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1953年国家第一次公布新婚姻法，男年满20岁，女满18岁，只要双方本人同意，经村公所介绍，区、乡人民政府登记，发给结婚证书，即算正式结婚，受到法律保护。男女双方在领取结婚证书后，举行简单仪式，宴请少数客人。一般不要彩礼，不索嫁奁，不收贺礼，树立起20世纪的婚礼新风。
十年动乱期中，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回潮，嫁娶奢侈之风，旧的一套繁礼缛仪一度泛滥。
1980年后，新婚姻法重新修订公布，提倡晚婚晚育，男子年满22岁，女子年满20岁，始准结婚。同时，大力提倡婚事新办，举行集体婚礼，也有旅游结婚者。
二、丧葬
县中旧俗，凡人将死之际，其家属、子孙环跪其前，燃香烛，烧纸钱，俟其断气，名曰“烧落气钱”。随即鸣锣请水洗尸，名曰“洗神澡”。接着将尸体移于木板上，称为“下榻”。然后子孙齐集装殓入棺，谓之“亲视含殓”。将棺材于堂屋正中安放，方着手筹办丧事。富贵之家发出“讣告”，贫家小户用口信通知亲友。家中则请道士数人，制灵牌供于柩前，在锣鼓声中，诵咒念经，叫做“开路”。又请堪舆（俗名“地仙”）看风水，觅吉地安葬。数日之内，吊者盈门。死者子孙，披麻戴孝，称为“孝子”，孝子必向来宾叩头致谢。安葬前夕，丧家治筵招待吊客，赠每人白布一块（短者1尺，长者5尺）包在头上，谓之“戴孝”。致吊者赠丧家以赙仪、挽联、至亲挚友则以吹手锣鼓、狮子，一般亲友送泥塑三牲祭礼，富有至亲则送真猪、羊、鸡、鱼致祭。
当晚锣鼓喧天，鞭炮轰鸣，杂耍狮舞，通霄达旦，是谓“坐夜”。富贵门第，是夜还要举行“点主”、“坐所”等仪式。次日清晨出殡，早饭后，敲锣打鼓，子孙扶榇，亲友送葬，将棺材抬至墓地安葬。葬后还要将灵牌捧回，供于堂上。每逢七日，必请道士或僧侣念经焚帛，是谓“应七”，七七截止。满百日做道场一次，谓之“招亲”。凡逢周年，还得请道士诵咒念经，超度亡灵，是谓“斋醮”。时满3年， 则大做道场3—7日，然后将灵牌捧出烧毁，至此，服丧始告完华。一般平民丧事程序差不多，但较为简便。
旧时丧葬，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礼仪繁琐，浪费钱财。富家借办丧事显赫门庭，挥金如土；贫者地无立锥，只有“打冷埋”、“讨地埋”。
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摒弃陋习。提高丧事简办，人死后，亲友赠以挽联、花圈、祭幛，开个追悼会，即行安葬。只是农村办丧事尚残存一些旧的痕迹。1977年11月，县内兴建火葬场一座，当年仅火葬尸体11具。以后，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1984年县人民政府明文规定，除大进、岩水、正坝、天白、岳溪5个区离公路5公里以外的边远地区为土葬区外，其余地方都划为火葬区），火葬日益普及，1985年，全县共火化尸1250具。
第三节 时令节日
一、传统节日
1、春节
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从古至今，人们都特别重视，过节时间长，内容丰富多彩。开县习俗，从腊月初八吃“腊八饭”开始，二十三过小年，三十团年，除夕守岁，元旦出天行，正月初一、二、三拜年、请春客，初九登高，直到十五闹元霄，春节才算过完。
迎春盛会：开县旧俗，“立春”前一天，县城举行隆重的迎春仪式，城乡男女老少，打扮一新，云集县城看热闹。迎春仪式由县官主持，全衙文武官员都得参加，县长乘八抬大轿、其余乘小轿或骑马。庞大的仪仗队作前导，中间高抬着用纸、竹扎成的芒童、耕牛。在喧闹的鼓乐声、鞭炮声中，浩浩荡荡的迎春队伍游街一圈，然后到老关咀河坝举行祭祀、耕稼仪式，县长亲自犁田、插秧，以示重农，教民稼穑。
新中国成立后，春节这个传统节日被沿袭下来，国务院规定放假3天。开县城内人民在节日里或慰问烈军属、离退休干部，或探亲访友，或参加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县内各场镇影院昼夜不停地放映各种影片，较大的场镇还有龙灯、狮舞。县、区、乡层层举办文艺调演，并开展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竞赛活动。
2、清明：
清明节时，开县城乡，家家都要挂坟扫墓，缅怀祖先。早年由宗族清明会主办，置三牲酒醴、香帛纸烛，游祭列祖列宗之墓，墓扫毕，参与者齐集墓地野餐。建有宗祠的，则回祠堂聚餐，俗称“吃清明会”。解放后，“清明会”消失，但每到清明节，挂坟扫墓者仍不少。民间还有吃“清明粑”的习俗，即采名叫“清明菜”的野菜，拦和米面、红苕、糖类做成粑，蒸熟食之。
3、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相传为屈原投江祭日。开县汉丰、温泉、临江镇等地，间亦继承古风，举行“赛龙舟”活动。家家户户包烷粽子、蒸包子、吃包面、喝雄黄酒。门前悬挂菖蒲、艾叶以避邪、疫；又以绿色绸布做成小猴儿系在儿童身上，俗谓可减轻痘麻。这些网俗相沿至今。
4、中元节：
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开县旧俗，迷信传说“冥府开放，让鬼魂回家探亲。”各宗教团体，有举办“盂兰会”做“放生法事”等迷信活动。城乡人民多于这段时间设酒肴祭祀祖先，并烧化纸衣、纸钱，以寄托怀念。解放后，破除迷信，不再做“盂兰会”和“放生法事”，但烧纸钱，设酒肴祭祖先的仍不少。
5、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开县民俗，是日白天将糯米蒸熟后，用芦竹舂融，做成“糍粑”，拌糖食之。入夜，全家大小围席而坐，品尝月饼、瓜果。如逢秋月皎洁，人们精神倍爽，欣赏月华。亦有人于是夜窃别人园中瓜果，叫“摸青”，将摸来的瓜果，伴以鼓乐，送至乏嗣之家，名曰“送子”（寄希望于来年生子）。解放后，偷瓜送子的陋习已被革除。中秋赏月的传统仍被继承下来。
二、民国时期的法定节日
1月１日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
3月29日 革命先烈纪念
8月27日 孔子诞辰
10月10日 国庆
11月12日 孙总理诞辰
以上纪念日，均休假一天，并举行纪念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日
元旦节：公历1月1日法定休假一天。
国际劳动妇女节（亦称“三·八”节）：3月8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女职工休假半天，县和基层妇联都举行座谈会或表彰先进的活动，以示庆祝。
国际劳动节：5月1日，法定休假一天，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50—70年代，县、乡党、政机关分别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可表彰先进模范人物或举行其它活动，以示庆祝。
青年节：5月4日，各级共青团组织都要开展纪念活动，表彰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团员、先进青年，发展一批新团员，并开展一些文体活动。
国际儿童节：6月1日，全县各小学、幼儿园的少年儿童休假一天，参加各种公益或文体活动。城、镇各影剧院半价或免费供小朋友观看节目，少先队组织一般要举行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有的还要举行野餐、文艺表演等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日：7月1日，各级党组织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党的基层组织还要评选出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建军节：8月1日，县委和县府都要对当地驻军和军事部门进行节日慰问，组织专业或群众艺术团体作慰问演出，开展一次拥军优属活动。
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六届第九次会议通过以9月10日为教师节。县、区、乡各级政府开展慰问教师和表彰优秀教师的活动。
国庆节：10月1日，法定休假两天。50年代，城乡场镇一般都由当地党政机关召开庆祝大会。80年代，中央决定不再组织游行，但各单位扎彩坊，贴标语，办专栏，各文娱场所都上演精彩节目，已成定俗。
第四节 禁忌
旧社会，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民间禁忌甚多。较普遍的有：
忌屠：每逢早象严重，忌宰杀牲畜，以求苍天保佑，早降甘露。
忌串门：丧家及遭火灾之家，其家庭成员7日内不外出串门，以免将“灾星”带到别家。
忌扫地：大年初一、立春忌扫地，否则当年跳蚤多。
忌出门：春节期间，不过正月初三不开大门，妇女不到别家去。产妇未满月不出自家大门，未满40天不进别人家的大门，以免给人带去晦气。
正月忌头，腊月忌尾。正月初，腊月末均忌说不吉利的话，否则会出事故。
忌粪。每月初一、十五忌挑粪，否则多灾难。
七不出门，八不归家。即每月逢七忌出门，逢八忌归家，否则不吉利。
忌“放快”。逢年过节及每天早晨忌“放快”（即说不吉利的话），否则做事不顺利，等等。
以上禁忌，随着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现在相信的人很少了。
第五节 历史陋习与社会病态
吸毒：鸦片战争后，烟毒传入开县，吸毒者初时多为富户豪绅、官吏流氓。民国9—24年，农村大种鸦片，城乡烟馆林立（且登记向政府纳税），烟毒泛滥，吸毒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民国25年，政府明令禁烟，农村虽不种鸦片了，但吸毒、贩烟毒者仍未减少。地方官吏和恶霸互相勾结，把持贩运烟毒品，并从中渔利，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前夕，烟毒仍然有禁不止，吸毒升级为吗啡。不少人吸素养成瘾，体质赢弱，形容憔悴，荒废生产和工作；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沦为娼盗、乞丐。新中国诞生后，烟毒才基本肃清。
赌博：赌博泛滥是旧社会的普遍现象。赌博遍及开县城乡，每当逢年过节、红白宴会，赌风更盛。富绅巨贾多押“红宝”、打麻将、扑克，赌注颇世，一般赌徒则摇“单双”、掷骰子、打纸牌、推牌九，赌注较小。因赌博倾家破产，沦为盗匪者屡见不鲜。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赌博，赌风基本绝迹。70年代中期至现在赌风复辟，有蔓延之势。
嫖妓：民国时期，开县城内兴隆街、绣衣池、小南街私设的妓院不少，农村场镇亦有少数暗娼。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对此类人员的教育工作，让其积极从良，以从事正当职业或以劳动谋求生活，妓女基本绝迹。80年代又有卖淫、嫖娼的现象出现。
温汤井元宵对骂：每年元宵佳节，温汤井玩罢龙灯，河东、河西两岸群众便提灯携凳，鱼贯上山，围坐山头，设案秉烛，摆上烟茶，然后，公推几位声音宏亮的男女，轮流指名道姓地黩骂对方，并且互不插咀打岔，都洗耳倾听。骂完一阵之后，群众就鼓掌喝采，借以助威。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止或事后报复。被骂者一般都是平时横行乡里的豪绅恶霸。骂的内容全是这些人暴发横财、男盗女娼、家私艳史和欺压良民的丑恶劣迹。那些平时作恶多病，自忖要挨骂的人，每到这晚，只好规规矩矩，闭门青听。此举虽属陋习，但也是劳苦大众向权势者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
打醮：旧社会，人们慑于旱、涝、雹、虫等自然灾害，于是求神保佑，每年春耕大忙前，由地方绅士出头，发起“打醮”。请僧道于当地寺庙内做法事数日，所需费用，按户摊派。既耗钱财，又无济于事。
看风水：堪舆之道，所谓龙、穴、沙、水，迷信者甚多。认为埋的祖坟，修的住宅地势好，子孙即可升官发财。有权有势者为谋取好阳宅、墓地强占平民良田熟地，整得别人家破人亡。
算命、看相：有些人受“生死之命，富贵在天”宿命论的迷惑，欲预卜一生的吉凶祸福，便请“八字先生”算命或“相师”看相。这些迷信职业者为骗取钱财，便用一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语言，胡编乱诌地给以说明指点，有的人竟深信不疑，听到好的沾沾自喜，听到不好的就悲观失望，这样听天由命，不求进取，贻误事业，害人不浅，有的甚至酿成种种悲剧。
测字、抽彩条：与算命、看相本同无异，算命、看相系卜一生之休咎。测字、抽彩条乃问一日一事的吉凶。操此术者摆摊于街头巷尾，求卜者路过时随手拈摊上一纸筒，上书一句或几句话，由摆摊者信口解释、发挥，求卜者则以此推断当日运气的好坏，做某事的成败吉凶。本属无稽之谈，偏有人信以为真。
渡关：解放前，父母为子女消灾免难，请巫师（端公）做法事，搭桥渡关，请当地有名的人或高龄者（亦有请叫化子的）赠送礼物，为其接关，贫穷者有以碗相赠，是谓“长命碗”。
送岁鉴，财神：旧时春节，有一些贫苦人，除夕之夜，齐集临江镇东岳庙内，静候新年“岁鉴”。正月初一黎明前，长老和尚做法事、抽签后，将签文用红纸书写贴于正殿大灯笼上，候签者立即用小块红纸照抄或用木板刻印后，随即将复制的岁签挨门挨户分送，人们便从签文来推测当年年景的丰歉，并给送签者以食物或“红包钱”。还有一些穷汉则用小块红纸印上赵公元的图像，以拜年方式送给家家户户，博得主人的欢心，弄点吃的或“小惠”。
招影子：迷信思想严重的人，患病不求医服药，认为是影子（即魂魄）被鬼神慑去了。于是请端公、道士至其家，做法事把影子招回来，病就会全愈。
观花、问水：迷信思想严重的人，患病即疑鬼神作崇，请巫婆、神汉至其家，设坛祭神发相，或说或唱，一派胡言乱语，弄得病家不知所措。近十年来此项陋习又有所抬头。
盗匪、兵患：民国时期，开县盗贼蜂起，土匪猖獗，兵患频繁，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地方豪绅、恶霸与匪徒勾结，坐地分赃；政府、官吏收受贿赂，得钱卖放。因而盗匪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们明目张胆，数十人结伙趸起“棚子”，昼夜不分，拉肥绑票，拦路抢劫。民国9年，仅临江一带就有土匪棚子100多个。民国14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晨，开江匪首方麻子，率匪徒1000多人，持枪掳抢临江市，抢走鸦片300多挑和大量金银、绸缎、布匹，拉肥300多人，街上不少居民被洗劫一空，衣食无着。民国35年3月至36年4月，仅一年之内各乡向县政府呈报的抢劫案，竟达70次之多，匪徒们十几人，数十人结伙，荷枪实弹，乘黑夜破门入室，杀人越货，大肆抢劫民财，社会治安极为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民国9年江防军、民国11年机关二连、民国13年烂八连，在开县拉扶、抢劫、骚扰百姓。民国21年，崔二旦的队伍驻扎开县，在谭家、大进一带，奸掳烧杀，无所不为。开县解放前夕，吃光队路过开县，到处打家劫舍，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男蓄辫：封建礼教，男尊女婢，视妇女小脚为美，女孩从小即用布条缠足，使脚掌纤小，名曰“三寸金莲”，实则使妇女终身成残。民国时期，禁止缠足，但穷乡僻壤，仍有积习难改者。解放后才根本革除这一陋习。
杀女婴：旧社会重男轻女，认为男可以传宗接代，“女生外向”，生女婴的产妇也受到歧视和冷遇。因而有的人家（多为贫困户）便把女婴溺死在浴盆内，或扼杀于襁褓中。此种陋习，直到解放后才基本杜绝，只是在农村仍有少数遗弃女婴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以上陋习逐步被革除。
第四章 方言 民歌 民谣（谚）歇后语
第一节 方言
开县方言一部份与湖南、湖北方言相同和接近，因为开县部份居民早年系从湖广移来，一直保存湖广方言。特别是正坝区的廖、刘等姓居民在民国时期仍在家里沿用“新化腔”。一部份属于四川方言，与川东各地相同。
开县的方音和普通话或四川方音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没有鼻音n，而混为舌边音l，如把“牛”（niu）读成“刘”（liu）；对h和f的字读音混淆，如将“花”（hua）读成“发”（fua）；将“飞”（fei）读成“灰”（hui）；将“风”（feng）读成（hong）等。在音韵方面，也因地域辽阔，县境之内各不相同。在中兴、巫山两乡，明显和开江接近；岳溪区一带与万县音韵相同；岩水、白泉、满月等乡音韵接近巫溪、城口。
第二节 谚语 民谣 歇后语
一、谚语
男子无志，尽铁无钢；女子无志，烂草麻绒。穿不穷，吃不穷，算计不来一世穷。逢贵莫赶，逢贱莫懒。勤喂猪，懒喂蚕，二十八天捡现钱。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孝顺的儿女。不如忤逆的夫妻。种坏庄稼误一季，讨坏婆娘误一世。一天攒一口，一年攒一斗。家财万贯，不如簿艺一身。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比水推沙。忍气能生财，和气家不败。忍却一日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好事不出名，恶迹传千里。寒时办来急时用，急时办来不中用。果子好吃树难栽，粑儿好吃磨难捱。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好儿不得良田地，好女不穿嫁时衣。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人老才乖，姜老才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家有一老，黄金百宝。
二、民谣
匪如梳，兵如篦，团防犹如刀子剃。
头天过万县，二天打回转，连翻两座山，你看难不难。
前世作了恶，这世进山河。爬的猴儿坡，过的沟沟河；穿的烂筋筋，吃的洋芋坨；烤的转转火，包的棕裹脚；烧的兰花烟， 睡的包谷壳。
三、歇后语
长店坊的桂花糕——有明糖（堂） 温汤井的盐水——扯得很
临江市的高梁——一套温（实） 城墙上的麻雀——吓大了胆的
衙背后涨水——街（该）背湿（时）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带彭门的汤圆——吃也怄气，不吃也怄气 大池山的熟米——碓（对）打（了）
城隍庙的鼓槌——一对
第三节 民歌
清乾隆《开县志》记：“俗重田神，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清咸丰《开县志》载：“《寰宇记》：开州风俗……男女皆唱竹枝。”竹枝歌是下川东民歌的总称，从以上记载可见开县民歌源远流长。开县民间樵夫牧音多会唱山歌，且常用《盘歌》互相问答，山间此起彼应，音韵优美；农民在薅秧、薅草的农忙季节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常聘请民间歌手打薅草锣鼓助兴；开县抬工号子更为有名，曾出席四川省文艺调演演出，春节时全县城乡都时兴玩采莲船、打莲厢。开县文化馆曾多次搜集民歌，1983年印成《开县民歌集在》，收录176首。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人新事
解放后，清匪、反霸、镇反、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猛烈冲击种种恶风陋习，扫荡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都为之大变。50年代社会主义新风尚基本形成，诚实劳动、节俭朴素，平等待人，尊老恤幼都蔚然成风；社会汉字状况良好，不少地方真个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大跃进运动中尽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大多数人仍然宁愿挨饿也不偷不盗。文化大革命的恶浪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宣扬打、砸、抢是革命行动，社会风气一反常态，旧社会的各种丑恶风习迅速复萌蔓延。1979年，群众中又自发兴起“学雷锋”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1982年中央发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后，把每年3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精神文明建设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县开展起来。
第一节 舍身为公 舍己救人
1956年7月万开公路修筑过程中，54公里跨越黑泥沟处正在修建石拱桥，一日夜间突降暴雨，山洪猛至，建桥所用木拱架被冲垮，木料被全部冲走，当时守护在工地的赵丕全等2位民工，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抢救木料，最后，因体力不支，两人均被洪水吞没而牺牲。为纪念两位舍身为公的民工，筑路指挥部为此桥命名为“双烈桥”。
1982年7月16日，南门公社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上午9点钟，南门场的河面，洪水已涨到700多米宽，波涛汹涌，渡船停开，场上10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齐声呼救。在此危难关头，公社党委副书记杨德清和共产党员王立都，不顾生命危险，驾舟劈浪到对岸，和地、县派来的抢险队一起，把围困群众一船一船地救了出来。公社武装部长徐友忠的家门已被洪水淹没，当他看到南心村二组的250名社员被洪水围困无法脱身时，毅然置家庭安危于不顾，带领船工同洪水搏斗了3个小时，把受围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他还没喘过气来，忽听到八组有不少人站在屋顶上高呼“救命”，又立即带领船工，将13名社员接到船上。时至下午3点钟，还有34名社员被洪水围困在南门食品组楼上。刘启忠、杨德清、谭仕荣和徐友太等5人，立即驾船前往营救。他们站在水中手拉着手，让灾民从肩上踩过上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奋战，使34名社员全部脱险。公社党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战斗，直到晚上10点钟，终于把被洪水围困的1000多群众全部救了出来。
渠口乡向阳村农民何祖敏附近有一条溪沟，是本村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但由于没有桥，一遇大雨，溪水猛涨，学生们过河十分危险。何祖敏从18岁开始，每逢涨水，就义务背学生过河，整整坚持了18年。1985年7月5日早晨，溪水暴涨，何祖敏在送小学生何公培过河时，脚踩石头一滑，头栽在水里，被激流推下了几丈高的悬岩，跌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献身。渠口乡的干部、教师、学生和家长，无不悲痛万分，乡政府号召全乡人民向他学习。
第二节 热心公益事业 修桥补路
白水乡黄金沟农民石工龙斯文，鉴于溪上无桥，山洪暴发常冲走过路行人，已死亡10余人，龙斯文的哥哥也是被溪水冲走的。1980年6月他向附近群众倡议农闲修桥，并出面募集资金，首先在一次冲走8个小学生的大河沟湾建成一坐长7米的石拱桥，取名“救济桥”。以后，他又继续发动群众出工和募捐钱粮，修成了莲花桥（长30米，单拱大跨20米）、群里桥（长18米）、双河桥（长38米，两孔）。他又联合龙水村农民谭成树、谭成禄，白水乡农民谭孝成、龙成金等人，发动群众修建由三合乡农兴村至四合乡朝阳村长达6.5公里的石板大路，被命名为黄金大道。
白水乡白水村农民杜芒锡募集资金、劳力，于1984年修成三合场至龙兴村石板路一条。
金山乡农民陈景国、陈光银、万本均等募集资金、劳力，于1985年改建闪峰岩至卡子的石板路2.7公里，并带动全乡群众共同修路，共4条，长6公里。
齐力乡义和、修文、镜岩3村农民集资2万元和献工投劳修成长31米石拱桥一座。
修文村农民杨义科父子3人出资投劳修建石板大路200米。麻柳乡以“民办公助”的形式集资投劳修建一座长75米的石拱桥，承包工程石工廖昌荣捐款2000元、106岁老人陈可香和80岁老人殷国玉各捐款10元，古稀老人徐开科捐款100元。
龙茶乡龙井村退休煤矿工人黎辉良一贯热心修桥补路，从1953—1972年的19年间，以工资和妻子养猪收入，在赶场岭、九道拐等处，建起石平桥8座。
龙茶乡七一村专业户廖谋勉捐款人民币480多元，并与儿子一起动手修一座石桥，解决了4个乡的行人和学生过河难的问题。
紫水乡紫水村烈属、加工专业户廖谋佑，1984年3月，将儿子廖百勇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后所得的抚恤费500元，全部捐献给龙茶乡修建七一大桥。
第三节 忠于职守 不计名利
开县邮电局工人江德芳从1951年担任开县至城口县（1961年后改为大进镇至白泉乡）步班邮运员以来，28年如一日，长期高山峡谷里跋山涉水，行程达50万公里，相当绕行地球12圈，被誉为“巴山鸿雁”。1978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长途话务员郭英，为了精通业务，下班不休息，练书写，背号码，走访用户，征求意见。1985年1月—9月，她共接电话近3万个，未发生过一次差错，有效率都在93%以上，最高一次达到98.21%。电报投递员韩小林，为投递一份人、地名不清的电报，跑遍了整个汉丰镇，终于找以了收报人。
汉丰镇清洁工徐心军，“为了干净三万人，不怕自己一身脏。”1982年以来，不但节假日没有休息，而且从未请过病假、事假，结婚之日仍然坚持运定垃圾。
原开县交通局副局长朱大伦，1981年1月离休以后，仍然为改善山区交通运输而忘我工作。1981年7月2日，新修的开城公路在开县境内的一段百多米的路面被洪水冲毁，老朱不顾年过花甲，主动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前去抢修。他不畏艰苦，在高山坟地搭起草棚作指挥部，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民工爬上悬岩，在16米高的峭壁上打眼放炮；因过度劳累，肾炎病发，不得已住院治疗，他不等病愈就返回了工地；他老伴拉他回家休息，他说：“不修好开城公路，我决不回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一百个昼夜的激战，终于把冲毁的路段修好了。1984年5月，县里决定修一条3里多长的煤矿公路，要求3个月完成，朱大伦二话没说，又立即奔赴新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