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如何找到高度机密的遵义会议原会址？)

1955年秋，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二层靠西的厢房里，一群人围在一面白墙前，小心地使用清水对墙面冲洗。慢慢地，随着墙灰逐渐剥落，下面露出一行深色字迹——“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人群欢声雷动。

如今，如果你来到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可以在博物馆的红军标语展区，看到各色各样的红军标语，当年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凡是“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门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因此，红军指战员是走一路写一路，边作战边扫盲，很多战士要花费一周甚至几周时间才能学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样浅显易懂的标语，当他们用尚显稚嫩的字体将这些标语写到墙壁上时，从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多年后会成为后代了解红军长征精神最好的载体。

1935年1 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长征初期始终困扰红军的军事指挥体系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分析和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而深刻地批评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被选为常委，并对常委负责的工作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原有“三人团”，改由朱德与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遵义会议明确了红军作战的正确军事原则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纵横于云、贵、川三省边界，与敌人周旋，调动打击敌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挫折走向胜利，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跳出敌军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红军北渡长江战略转移的胜利。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经过遵义会议和扎西整编，红军得以在赤水河畔迸发出长征以来前所未有的灵活和迅猛，二渡赤水并迅速取得娄山关和二占遵义两场大捷。对于这一段让红军和长征前景拨云见日的神奇逆转，每一位亲历的老红军都铭记在心，久久无法忘怀。195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内务部和文化部联合发文要求长征沿线各地区修建革命事迹纪念馆，保护革命文物，并颁布《征集革命文物令》。遵义地委、行署专门开会研究后，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谁来担任这个筹委会的“主心骨”，着实让所有人费了一番脑筋。最终大家一致提出应该请在娄山关战斗后留在遵义的老红军孔宪权负责。

孔宪权1930年2月参加红军，1932年8月由黄克诚介绍入党，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在长征前已经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红军的中层指挥员。长征途中，孔宪权担任师团的作战参谋。娄山关战斗中，他的胯骨被子弹击碎，因伤致残，便留在遵义当地养伤。1949年以前，孔宪权在遵义做货郎和泥瓦匠为生，当地人都知道他是红军。1950年之后孔宪权在老上级杨勇、苏振华和黄克诚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被安排到他最熟悉的枫香镇担任遵义地委第七区副区长，参与接管和建政工作，同时也开始对遵义会议有关的历史和文物遗址留存情况进行梳理。

事实上，孔宪权自己在1935年时只是一名师团作战参谋，他不可能了解在最机密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情况。而在遵义当地，也没有多少人了解那次意义深远会议的细节。怎么办？孔宪权提出还是要以“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为原则，通过采访历史亲历者，获取第一手资料。

1952 年10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和遵义人民图书馆派工作人员在遵义专区所辖的赤水、仁怀两个县重点搜集长征文物。这次搜集工作历时55天 ，工作人员除部分路程乘车、 乘船外，其余主要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行进，步行里程达1000余公里，搜集到的文物以实物和标语为主，包括指南针、手榴弹、十字镐、水壶、钢盔、红军钞票、雨衣等共127 件， 木板标语等100余条。

与此同时，孔宪权带着筹委会和图书馆的同志，查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老红军有关遵义会议的记录，初步判断遵义会议会址是在天主堂。但1954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经过调查得出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 （当时为一师长） 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判断，孔宪权等人据此推断坐落在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最有可能是会址，迅速对公馆主体建筑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封存保护。很快，北京方面就收到了由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绘制的相关区域建筑分布图和图片集。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亲自写信给贵州省政府，信中回忆了他亲历的遵义会议情况，特别讲到“遵义会议是在黔军柏辉章家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最终确定。

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筹建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1955 年2月，贵州省文化局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后指定由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明确提出筹备处应在“修缮遵义会议建筑”时，“以恢复原貌为原则”。摆在孔宪权等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对柏辉章公馆进行恢复和修缮。

贵州省文化局曾明确指示，遵义会议纪念馆在维修房屋时，不应改变原有的建筑形式、 色调、装饰及一切附属物， 可进行建筑保固和补漏方面的修缮， 不要增添改动或进行扩充； 恢复原状， 应该注意的是要恢复当时召开会议时的原状和设备， 即是以当时柏辉章出逃后， 他家里的现有家具设备等情况为原则，不要将柏辉章本人家里的一切都恢复起来。

作为遵义会议的“房东”，柏辉章的命运代表了民国时期武人的崛起和落幕。1930年担任黔军师长的柏辉章出资在老家修建大宅。具体负责的长兄柏继涛日后成为遵义的商业领袖，他广泛参考上海等地的新派建筑，在琵琶桥建造了中西合璧的“柏公馆”，整个工程花费超过三万银元。

但当时，遵义的柏家亲属、甚至对柏公馆情况有了解的邻居大多不愿提及自身与柏辉章的联系，孔宪权只能与可能知情的人员逐一接触，在各种准确与不准确的回忆中摸索当时柏公馆的装潢风格和细节。当时提出的原则是，对多数相同且与房屋装修一般规格相符的说法暂时予以肯定，对少数相同或完全不同的说法则暂时予以保留，留待日后再认真进行核实。

例如柏家亲属回忆厢房二楼有一间屋子里摆放着开会所需的桌椅，墙壁上挂着“大胡子外国人（当时推测为马克思）的画像”，为会议室的最终确认和陈设提供了线索。

最终为孔宪权等人拨云见日的，还是杨尚昆。1955年，孔宪权在北京向杨尚昆介绍了此前走访了解的情况。杨尚昆回忆，“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由此，孔宪权等才确定了遵义会议会议室的准确位置是在楼上二层靠西厢房，并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对会议室进行了复原布置：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18 张各式各样的椅凳和专门为王稼祥同志准备的藤质躺椅，当年现场嵌瓷花的茶几也被复原。

当时发现的会议会场的长方形会议桌，如今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除此之外，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的革命文物中，还有10件国家一级文物及30件国家二、三级文物。由于有在四渡赤水后进入柏公馆的人员回忆公馆墙上曾有红军绘制的标语，孔宪权等人又发动遵义当地的老工人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从中找出在1935年后参与对公馆进行维修的人员。在这些人当中，泥水工人余海臣回忆红军二进遵义时，曾在柏公馆墙壁上写下标语，后来柏家请人用白灰对标语进行了遮盖。1955年纪念馆派人对墙壁进行了清理，成功恢复了墙壁上的革命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