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全社会对儿童性侵的讨论中，有一则曾上热搜的标题是：“父母嫌性教育太早，人渣却不嫌你的孩子太小”。

性教育重要吗？当然重要。

譬如告诉孩子：

* 小背心和小裤裤遮住的地方就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看不能摸

* 无论Ta是谁，长辈、邻居、老师还是陌生人都不可以

* 也不能不管你高不高兴一直用嘴巴亲你

* 也不能给你看Ta的隐私部位，或者给你看一些奇怪的视频，里面的人都没穿衣服，在做一些奇怪的事

* 不要被一些零食、玩具、钱所诱惑

* 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要立即告诉爸爸妈妈

——教会孩子这些其实不难。即使面对一个3岁孩子，循循善诱、掰开揉碎地讲，一个下午也都足够讲完。

这样就可以了吗？不可以。

或者这样说：这样的性教育，可以有效保护一个父母双全且给力（给力在此处是指家境良好、关心孩子、为了孩子幸福而愿意抗争且有一定抗争能力）、年龄在10周岁以下的孩子免受侵害。

可10岁以上的孩子呢？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复杂的世界，面对更复杂的人性。

譬如：

自杀女生包丽（化名）面对的牟某翰，是一个学识良好、家境优越，外表彬彬有礼的男生，他不仅就读于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之一，还有“支教保研”的光明前途；

14岁被性侵少女李星星（化名），面对的鲍某明则是一个硕士毕业，在美国工作多年且有中美两国律师资格证的上市企业高管；

包丽和牟某翰始终以恋人关系相处，相信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美好的片段，无论多么短暂，也使花样年华的女生留恋不舍，直到痛失了最宝贵的生命；

鲍某明写给李星星的保证书里说：“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而李星星在一度写下的遗书里回忆说：鲍某明曾伪装得和“疼爱她的阿爷”有些像，从他对自己的称呼，说话的语气，还有他买来送给自己的小红伞；

据说就连某鲍某明涉案警察都认为：鲍某明又高又帅，收入高，女人嫁给他是不错的选择……



当侵害者最初是以天之骄子、成功人士甚至权威人士的面目出现时，涉世未深的女生，不一定会想到会竖起戒备的刺。

并不是只有小女孩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李星星并不是自己跑到鲍某明身边去做养女的，而是被她的亲生母亲送去的。

她的母亲虽然是名成年女子，却也没有看出“权威人士”的光环之下，一颗禽兽不如的心。

禽兽们最初会把自己伪装得和蔼可亲，而且“要星星不给月亮”。

在取得了受害女生的信任之后，他们会立即就实行性侵吗？

一般不会。为了安全，也为了永久地占据着对方的肉体和精神，他们通常会先实行“精神控制”。

近些年随着某些亚文化的兴起，“PUA”、“调教”等恐怖的手段大行其道。

声名狼藉的“PUA”技巧，实际就是一种高超的精神控制术，它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者。

“PUA”主要分为四步：

第一步，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塑造完美人设，得到大家认可也取得受害女生的信任；

第二步，找一个理由，反复对受害者攻击、指责及否定，使她产生内疚自责、自我否定等认知；

体现在包丽身上，是牟某翰指责她并非处女，“不自重”，“女孩子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要求她发毒誓，并将牟某翰的微信名称修改为“主人”，自称“狗”；

体现在李星星身上，则是“别人家的爸爸也和孩子做这样的事”，“动画片里的人物也会做”，“别的女孩子那么享受，怎么就你这么大反应，真烦”；

第三步，尽量隔绝受害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利用恶性手段控制受害者；

牟某翰曾以拍摄包丽裸照并威胁公开的方式，使她无法与自己分手，并对她提出过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如果离开他就孤独终老，不再找其他男孩子”，“为他怀一个孩子，再堕胎”，“进行绝育手术并由他收藏病历单和被切除输卵管”；

鲍某明则在小女孩面前肆无忌惮地将自己包装成“宇宙上最厉害的人”，告诉她“听老师讲课不陪爸爸是错”，“没有东半球和西半球”，“侵略者杀了很多同胞，也是你的错”，“你的世界只能有爸爸一个人，不能有妈妈，不能有老师，不能有朋友”，“你离开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孩子”；

第四步，提出各种“终极要求”，有时是索财，索色，有时是索命，“自杀鼓励”

有些“PUA”甚至会将女生为自己自杀的消息放在“同好”群里，当做成就来炫耀。

在这样的压力下，受害女生往往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字起源于两名歹徒在打劫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一家银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长达130小时，当他们被起诉时，4名银行职员拒绝指控这些歹徒，甚至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

社会科学家后来研究表明，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反转，其主要原因是：


* 人性承受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歹徒随时可以要他们的命，或者捏住他们致命的痛处时，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便会渐渐地将生命托付给歹徒，比如牟某翰指责受害女生“非处”，鲍某明的类似“养父”的身份更使受害女生的生存权掌控在他手里；

*一个重要的条件：被隔绝。对四名银行职员来说是被歹徒挟持绑架六个昼夜，而现代的牟某翰、鲍某明则用尽诡计和谎言来隔受害者与外界家人朋友、正常世界的联系；

* 如果这时歹徒对他们表示了某种仁慈，哪怕是给他们喝一口水，吃一口饭，都会使他们感恩戴德，认为这是歹徒的善意和慈悲；


斯德哥尔摩银行的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种正常人看来吊诡又扭曲的“爱情”，竟另人惊讶的普遍。

一位曾经办理过数起涉未成年性侵案的女律师说，受害人常常呈现一个共同特点：她被性侵了以后，她就得让自己去爱上对方。因为只有“爱”上对方，她才能够为自己这个行为找到合理性。

——如果没有爱，自己就是“肮脏”而悲惨的受害者；而有了“爱”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可能自我催眠为“爱的奉献”了。

于是，女孩有时会说服自己相信人渣反复告诉她的话：

“你离开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孩子”。

所以我们说，比“性教育“更重要的，家长要教给你的孩子的一堂课，叫做“质疑力”。

凡事多问为什么，多审视自己的内心。

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更着重于训练孩子“服从”，如果你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你就会受到长辈的偏爱；如果你是一个能背诵“标准答案”的好学生，师长们就会给予你高分。

而“质疑力”显然是要挑战权威、挑战师长的，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以提出问题为起点，来分析推理、获取证据，而得出有建设性的答案。

首先，告诉你的孩子：你可以质疑权威；

质疑老师或是长辈，或者名人，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能拿出真实确凿、有说明力的证据，你还有可能是第二个哥白尼、伽利略呢。

告诉孩子人性是复杂的。有些看起来温和、成功，有素养的成功人士、亲人或长辈，都有可能有心灵扭曲的一面，这并不值得惊讶，但必须小心防范。

当今社会善恶共存，父母也不要一味教育孩子要单纯善良。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可贵的，但没有判断力的善良薄脆如纸，还可能是给自己挖的一个陷阱。

“渣男”“变态”没有在额角凿字，你的孩子应该设立人际交往的底线，带着批判思维去寻找生活中的蛛丝马迹，辩明对方的真面目。

其次，告诉你的孩子：质疑自己的心，问问自己的感觉；

包丽曾经觉得痛苦，想要分手，这是她忠于自己的感觉，

可是却在牟某翰“我这么爱你，你居然这样对我”的哭喊声和自杀的威胁中，没有坚持下去。

李星星被鲍某明在下体的伤口上涂抹“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并“瞪着兴奋而发红的眼睛，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她的痛苦”时，也想反抗，数度报警、甚至不惜自残、自杀想要摆脱控制，可是由于年龄小、力量微弱，面对的加害者在体力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太强大，也没有成功。

然而无论如何，清醒的痛苦好过于麻木的欢愉。因为痛苦代表着黑暗的缝隙漏下的一线光明，只要坚持向着这一线光，哪怕匍匐前行，最终也可能逃离苦难的深渊。

而完全丧失“质疑力”，像一些历史上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到现代社会的被侵害女生，甚至是乱伦、性奴的受害者，

据社会科学家研究表明他们都可能都曾自我催眠，“努力”忘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的虚伪平静与轻松当中。

这才是全然的黑暗。

第三，告诉你的孩子：现代虽然是文明社会，但还会有一些陈规陋习和吃人的传统观念，要质疑，别服从；

父母应该从小教育孩子保护好自己，无论对方与自己是什么关系，恋人也好，丈夫也罢，都要拒绝拍祼照、性爱视频的要求，因为这可能导致恐吓和威胁；

但就算孩子给了侵害者可乘之机，父母也不要指责孩子，而是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做孩子的后盾。

——有爸妈，有法律，天塌不下来。

——不干净的不是你，肮脏的是那些坏人的心。

不要担心“女儿以后不好嫁人”就“私了”，不要害怕“被口水淹死”就不敢曝光那些人渣的所作所为。

社会在进步，文明越来越昌盛，应该羞惭的永远不是受侵害的女生，而是那些披着人皮的狼。

#鲍某明#、#牟某翰#的事件上了热搜，他俩大概率逃不过法律和道德的审判。关于他们的结局，我们拭目以待就好。

但我下面还想说的，是受侵害的女生如何走出、如何自救的问题。

在#鲍某明#的微博热搜中，许多义愤填膺的网友留言：一个花季少女的一生被人渣毁了，乞求法律还她一个公道！

可以肯定这样的留言是出于巨大的善意。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淹死人的口水呢？

李星星迄今为止还不到20岁，她的一生还很长。她完全可以不用一生戴着悲悲戚戚的受害人枷锁。

只要她走出去。

走出阴影。努力读书，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即使是别人给你的同情和好意，你都可以置疑。

因为脱出别人给你设好的条条框框，充实和提升自我，这件事情无可比拟的重要。

甚至比“申冤”本身都重要。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关于不丹王国佛母基米雅的故事。

14岁的基米雅是吉格梅国王时代小村庄中长大的少女。有一天僧人朱巴过村子时看中基米雅，要她做“佛母”，也就是在寺庙里生活，与男性僧侣交合、“双修”的女性。

那个年代的不丹，政教合一，女孩能把身子供奉给“佛”是极荣耀的事，于是小姑娘欣然同意，父母也十分喜悦。

基米雅到了寺庙里，先后侍奉过鲁巴、朱巴两位大金刚（当地地位极高的僧侣）。在16岁生了一个男孩，19岁生了一个女儿之后，朱巴金刚许是终于腻了她，又找了一名12岁的佛母。

从此以后，基米雅便专心教育孩子，自己也学文化。

朱巴金刚很有学问，基米雅梵文及佛学知识是从他那里学的。在朱巴诸多的佛母中，只有她好学，所以朱巴很喜欢教她。

基米雅的一儿一女长大后去了印度上大学，后来一个去了比利时，一个去意大利。她则专心致学，在35岁时，去孟买读了社会学系，也学会了英文。

起初，基米雅觉得少女时的自己是无私的奉献，后来在孟买读社会学系时，才明白自己在被虐待。

她毕业回不丹后，正逢多尔吉国王的民主改革，于是基米雅便向国王写了一个很长的关于终止密修和合的奏章。

接下来的60年代末，废除了农奴制之后，政教合一解体，国王宣布和合大定为非法。

基米雅佛母六十多岁的时候，不丹人还要选她当国会议员。

不过当议员不是她的梦想。她真正的愿望是在不丹办起第一所大学，而且要当校长。

岁月如流水一般。从上个世界60年代的不丹，到2020年的中国，早已换了人间。

执旧观念的，还因循着陈规陋习的人们，已经少了太多。

——等李星星将来长大，有了自己的成就，有了自己的幸福，谁又会再拿“受侵害者”的目光来度量她的人生呢？

她仍然可以活得光华夺目。

她可以在一阵春风里，微笑着说：

“任何事情最后都会好起来的，如果没有好起来，那说明还没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