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一带，人烟阜盛，经济发达。同时由于地处长江下游、濒临太湖，水陆交通发达，因而在这一地区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不过，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些民俗文化当中也存在一些“恶俗”，留心史料的朋友不难发现大量记载“吴俗崇奢”、“吴俗尚鬼”、“吴俗信巫祝，崇鬼神”、“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等等这样的词句。

今天，就和朋友聊聊吴俗当中崇拜五圣邪神这种淫祀。

所谓“淫祀”，据《礼记·曲礼下》记载：“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淫祀。”也就是不合礼制的祭祀，没有被封建统治者所允许的祭祀。

我们知道，民间祭祀的对象有好多位，比如孔子、关公、佛教的各神、道教的真君、财神、土地公公等等都是被允许的。

而祭祀五圣，也有叫五显、五通神的，在宋朝就已经很兴盛了。相传五通神喜欢低矮的庙宇，有的长、宽、高不超过三四尺。这些庙宇一般都设置在偏僻的小巷子里，大树底下。

如果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会经常在田间地头看到，有的很简陋，就几块砖头搭建而成。

这五位五通神，他们共处一庙，有的人还在庙中给他们配了五位夫人。杭州以前的五通庙多在西湖边的西泠桥边。

而根据明代陆璨在《庚巳编卷》记载：五圣又称“五显灵公”。乡村百姓称呼为“五郎神”，大概类似于深山老鬼、精怪之类的东西。五魅都称侯封王，雌性地称为夫人，母亲称为太夫人，也叫“太妈”。

百姓非常敬畏五显灵公。每家每户都郑重其事地建庙，给五位装备王者的冠冕服饰，夫人配置以后、妃的装扮。

贫寒之家，没钱建庙，就让人在木板上画上五位的像，这块木板被尊为“圣板”。

百姓祭祀五通神的时候，也把观音、城隍、土地放在一起祭拜。每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还要宰杀牲畜，安排鼓乐，邀请巫师唱词，这种仪式被称为“茶筵”。特别隆重的仪式叫做“烧纸”。

那么问题来了，老百姓为什么会祭拜这种不被官府允许的，甚至连姓名、封号都无从可考的神怪呢？

笔者认为第一个原因是敬畏。

清代王士禛在《分甘余话》中说道：“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

太湖风光

封建社会，百姓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容易受到大众传言、谣言影响，产生从众心理。

有些传言荒诞不经，但受其蛊惑之人却笃信不疑。

陆璨在《庚巳编》写道：苏州城西楞伽山是五魅的巢穴。山里人说，有时候会看见太湖当中有火炬出现。还有人看见五名男子带着随从以及姬妾走进过去为守墓修建的屋子里，在那鼓乐设宴一晚上，把出现的人直接摔倒，直到天明离去。

五魅还常常趁着常人生病、体力衰退时，出来作祟。所到之处，床铺移动、门窗损坏，财物丢失，以至于烧毁百姓房屋。

此外，五魅又喜好奸淫妇女，遭邪以及年当夭折之人常常受到五魅袭扰，袭扰后往往昏倒在地，就像喝醉了一样。等到醒来，自己说看见贵人都戴着高高的帽子，华丽的衣服，有很多随从和侍卫，他们住在王宫之中，妇女以及旁边的侍者也都上百人，全都盛装艳丽，至于鼓乐之声，更是喧闹异常，所用器物极尽奢侈。

还有很多不可描述的细节。

总之，百姓口头相传的这些记载无非就是说五通神破坏力极强，能左右平民百姓的祸福。

第二个原因，笔者认为处于封建社会的底层百姓，无力改变生存状态，转而寄希望于幽冥之中，希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价值的回报。

像前文所说的那样，为什么要在祭祀五通神的同时，还要祭拜观音、城隍、土地公公呢？按我们老家的俗话说，无非就是多添一双筷子。也就是说祭拜的时候，全都祭拜，至于哪个神灵精怪能奏效，那是他们的事。

此外，还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所以才会出现“一切事必祷，祷则许茶筵，以祈阴佑，偶获佑则归功于神。”

特别是商贾市民，更注重现实利益，不乏偶尔灵验一次的，说“称货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祈报必丰。”

正因为基层百姓这种心态，再加上从中渔利的商贩，巫婆、神棍等推波助澜，所以苏州地区普遍祭拜“五通神”，以至于江苏几任巡抚都想着发布禁令，严禁淫祠邪说。

苏州

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有感于淫祀既耗费百姓财力，又败坏风俗，奏请康熙禁毁。

那么当时是什么一种现状呢？

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踞。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骛。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阗。男女杂遝。经年无时间歇。岁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

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货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祈报必丰。里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财荡民志。此为最甚。

更可恨者。凡少年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之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羸瘵而死。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之说更甚矣。夫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如此。

从上面文字可以看出，汤斌认为巫婆神棍蛊惑人心，借五通神之说，耽误了病人的病情，以致于病死之后，“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比“河伯娶妇之说”更荒唐可怕。

江苏巡抚汤斌在奏请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毁淫祠，禁邪说运动。

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渊。檄行有司。凡如此类。尽数查毁。撤其材木。备修学宫葺城垣之用。

在江苏地方最高长官的带动下，禁止祭祀五通神活动一度取得较好的效果。

汤斌在奏折中还提到：老百姓最初是害怕，接着怀疑这种举动是否有效。认为之前也曾经有地方长官下力气根除这种祭祀活动，后来五通神马上降祸下来。老百姓都在替我担忧神怪会降祸于我。几个月之后，老百姓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才觉悟到之前自己的行为是错误荒谬的。

但我们知道，祭祀五通神这种淫祠，从宋代就早已有之，是有一定生存土壤的，而巫师、神棍长期借此为业，必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否则的话，苏州就不会在乾隆年间又出现巡抚陈文恭移风易俗的种种举动。当然陈文恭主要针对的是苏州城北的北禅寺僧人，假借佛祖升天敛财，愚弄善男信女等行为。

其实，对于这种恶俗的根除，还在于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所以清末民初康有为的弟子韩文举就提出观点：“吴中自昔盛行五通，而左道惑众之事则各省均不能免。”

但当时的西方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以及见识广博，“不惟男子确为不为所惑，即女子亦笑其无稽而不之信，岂非教化普遍读书明理之明效大验哉？”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邪魔外道，淫祠淫祀渐次消失地无影无踪。

因为随着百姓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巫师神婆这类从业者失去了生存土壤，再加上政府的有效宣传，“幸福的生活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五通神”祭祀恶俗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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