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王直将军率新四军四十七团的抗战历程
茅山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东进抗日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由于根据地紧靠于日本侵华统治中心和日军大本营---南京，又位于中国最富庶地带，对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威胁巨大。他就象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重兵拔除而快之。然而，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日，这块曾经一度在江南仅存的根据地，却屹立不倒。他显示着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抗战地位，鼓舞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沦陷区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新四军47团就是创建茅山根据地并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队伍之一。
47团是在1938年5月新四军东进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苏南民间进步人士巫恒通、洪添寿等同志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成立的。始称“句北抗日自卫团”（500余人）。同年9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调拨老四团三营九连（红军连队），为该团的第一连。1940年初，该团番号改为新四军新二支队新三团。1940年7月，将新二支队独立一团500余人编入新三团，三个营建制，全团有1300多人。但之后发展跌宕起伏。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该团在茅山地区遇敌伪顽多次的“扫荡”，反摩擦，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同年3月，中央军委命令在江南成立新四军第6师16旅，以新三团为基础，又将金丹武自卫团编入，改番号为16旅47团，仍坚持茅山地区的斗争。由于敌伪顽三角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时得不到发展，不断消耗，两位团的政治处主任周乐生和江如枝先后光荣牺牲。该团到1941年底只剩下4个连，全团395人。
1942年春，谭震林师长亲自来16旅，对47团的领导作了调整。熊兆仁为团长（后为黄玉庭），王直为政委，邹耀堂为参谋长（后为刘群、张强生、邹志城）。王直上任前，谭震林同志专门找他谈话说：395个人是个本钱，人少可以扩大嘛！枪少可从敌人手里缴嘛！还讲了一句激将的话：我们三年游击战争下山时有多少人，现在不是发展了吗？！你有本事的话，就把这支队伍拉起来。
王直上任后，与团的指战员们团结合作，到1945年5月，47团就由395人发展到2500人，由一支地方部队上升到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回顾这支部队抗战历程，从王直笔记和回忆录中分析概括，其发展历程如下：
一、加强部队内部巩固
1、“军队的基础在士兵”。47团成员绝大多数是当地人，由于思想基础不牢，一打仗就会出现“溜号”跑回家的现象，后来看情况好点了有些又跑回来“当兵吃粮”了。平时逃兵现象也时有发生，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当时，就有人说是“长不大的47团”。团党委认为要把这支部队带出来，首先基础要打牢。
根据部队分散的特点，团党委发出了《关于爱护兵员问题给各级负责同志的信》，要求各个连队，1）立即克服那些不爱护兵员的现象。“每个连长、排长、指导员及各级负责同志，要随时随地爱惜自己部下兵员，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进步，关心他们的困难。”2）改善兵员生活，干部要做模范。“号召全体军人生产打草鞋，做鞋子，每月每人生产一双鞋子，一双草鞋，干部要带头。每月要求得四次肉吃。对公家公物要爱护，严格结算伙食帐，克服贪污浪费现象。”3）改善管理教育，力求战士的进步。强调“我们不能来否认战士不好，而是我们对战士教育不够。”“都要认识到，今天的一个兵，就是未来一个宝贵的干部。如新四军干部大多是三年游击战争时的战士。今天保存一个力量，就应象保存金子一样看待，无意义地损失消耗了，那是对党对革命不利的，将来反攻敌人时，就没有本钱了。”团党委认为，士兵出了问题，不能单纯地处罚士兵，要在改善士兵的物资条件，加强对士兵的教育上下功夫。
2、“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重要原因”。 47团连队党支部建设加强了，“溜号”和逃兵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团党委的共识。籍贯于福建上杭，深受古田会议精神熏染，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连队指导员的王直政委上任后不久，就连续作了《连队情况及其特点》、《连队政治工作的性质》、《连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方法》三个报告。全面剖析连队工作的现实情况，政治工作基本内容和特点，政治工作在当前的任务和工作方法等，旨在提高连队党员骨干的思想觉悟，工作责任心和带兵能力。
3、“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政治工作不是一时一事，而是经常不间断，是贯穿各项具体工作始终的工作。因此要健全党委支部的政治工作组织和制度。团党委向全团下达了《关于今后政治工作决定》，决定指出：1）健全党支部。连队支部组织有30个党员，支委5人；50个党员，支委7人；20个党员，支委3人。排建立小组，各连机枪班建立一个小组，连队建立一个干部小组为支部的中心组，排以上干部参加，平时要帮助其他小组的教育和解决问题。党员的教育是每星期无论如何要上一次课，开一次小组会。2）每排建立一个炊事房（由于分散游击，所以以排为单位生火做饭），设立一个政治战士，应成为政治指导员的得力助手，在政治
范围应受指导员直接领导，在军事范围内应服从连排长的指挥。政治战士工作非常繁忙之时，可经连排长许可，请假免一些勤务差事。为使政治战士工作今后健全，连队指导员每一星期应给具体工作任务，到星期日，政治战士应向政治指导员汇报，并领会下星期工作。3）为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确立政治工作检查巡视报告制度。团每月到连队检查一次。检查内容主要是对上级机关的计划指示的执行程度，工作成绩和缺点错误等。营政委每星期到连队检查督促一次工作，并不断地到连队参加会议，到操场课堂去参观，并不断地指正连队政指支书，每天计划找一个战士谈话。连每星期二应向营政委报告。如营政委分散行动不在时，可直接向团政治处汇报，营政委每十天或半个月，向团政治处口头或书面报告一次。4）定立“一个季度奖评一次”的制度。只要一个季度三个月不出现逃兵，即可评为优秀连队。（当时要求各连队一年内不出逃兵是难以做到的。这可使各连干部即感到压力，但又感到不是“高不可攀”；能抓好前三个月，就为下三个月奠定了基础；第一季度没评上，可以认真总结原因，第二季度再努力争取。）
47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逃兵现象逐月减少，直至长时期没有一个逃兵出现。
二、改造伪军扩大部队
兵少只能打小仗，兵多了才能打大一点的仗。但苏南是富庶地区，虽人口稠密，通过抗战三年来新四军动员当兵，汪伪和国民党军“抓丁”之后，再从民众中直接动员参加新四军已比较困难。且苏南还流行着“好铁不打丁，好男不当兵”的习俗。因此，要想其他办法来扩大部队。即通过打仗和策反，将伪军俘虏和投诚起义者改造转换成革命战士。但前提是俘虏和投诚起义者要自愿参加新四军，不自愿是不能强迫的。而俘虏一旦放下武器或投诚起义，我新四军能不能认真贯彻有关政策，采取有效的方法来教育改造，是自愿者多寡的关键。
1942年5月14日，47团配合南京地下党，促成了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总署直属警卫营营长顾济民率部投诚起义，接着就做教育改造工作。开始，顾济民怕新四军“吃掉”他的部队。可一段时间，王直既没派新四军的干部到连队，也没给上政治课，还保持原生活待遇（比新四军伙食标准高）。每次讲话，他都让顾济民先讲，自己在肯定的基础上才适当补充一下。渐渐的顾济民感到这个政委很亲近。有一次，顾对他说：“王政委，同是新四军，你们受老百姓的欢迎，我们却常挨骂。”王直回答说：“顾团长，不怪群众，怪我们没有及时给你们换服装。服装一换，你再看群众的态度会不会改变。”不久服装换了，可是没几天顾又说：“王政委，服装换啦，老百姓的态度也好些啦，可比起你们来，还是显得很不亲密。”王直回答：“那是为什么？顾团长是读书人，会找到原因的。”顾又说：“唉，原因嘛，大概是你们的战士口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动上不上好门板不走，不挑满水缸不走，不扫完地不走。我们的弟兄，不抢不拿已是天大的进步，哪里做的到这些。”之后，顾主动要求新四军给他们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亲自训话，要像新四军那样执行纪律。这一来，大有转变，群众也把他们当真正的新四军看待了。顾很高兴的对他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们是真正懂得军民关系重要，我今天也开始懂一点啰!”这个伪军营289人经改造后，全部编入47团。加上47团又从在南京大校场给日军修飞机场的民工中动员了100多人参军，全团至此编成了7个连，（两个营6个连队，再加团直特务连），达800多人。
三、在危难环境中磨炼
团队人数是增加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能打仗的团队。要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艰苦环境中的磨炼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对47团而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是在1943年反清乡作战时期。
1943年1月，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茅山地区构筑起300多华里的竹篱笆；在各要点上构筑了162个据点（别称“梅花椿”），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敌人象内战时蒋介石搞“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一样，大搞造谣、欺骗，到处召开“清乡”宣传大会，散发反动传单、标语、画板，以各种各样的欺骗宣传方式，拉拢收买人心。并编组保甲，清查户口，设置“检查站”，派出大量便衣特务侦察我党政和部队行踪......。其目的就是要将我根据地内党政和抗日武装消灭，不能消灭也要赶出根据地，以净化南京日军大本营附近地区，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富庶地带成为他们“以战养战”的基地。
坚持内线反清乡的47团，担负的是与茅山地委合署一元化领导，坚持原地斗争，是不能跳到外线去避开日伪军“清乡”的（此时16旅的另两个主力团也在其他地区逐步地方化）。这必然要经过的一场磨炼，也必须经过这一关，才能成大器。
首先47团按照上级指示，用“九分政治”对付敌人的“七分政治”（这是谭震林同志在1941年东路反清乡时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即在茅山地委统一领导下，47团或以营或连或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将县、区大队，乡中队（与47团合计1500余人），还有村的四万多民兵一齐动员组织起来，开展全民性的游击战争；认真实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力量，通过有威望的进步绅士（有的是共产党员）做工作，将保甲长变为“白皮红心”，以达到保护群众的目的；组织各区全民反封锁，全线开展烧竹篱笆。烧掉了敌人又强迫群众搞，搞好了又发动群众烧。当时的口号是：“敌人白天筑，我们晚上烧”，搞得敌人没有办法；进行锄奸运动，镇压汉奸卖国贼；派出武工队打入伪军内部获取情报并搞策反，利用敌伪之间矛盾，促使矛盾加深，内部刀枪相见；向各据点敌伪军发传单，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军，使敌伪互相观望，保存实力，互不配合。......
敌人梳篦式“扫荡”，“梅花椿”式的分割、加上封锁线“清乡”，47团的处境十分险恶。局势迫使几个团领导和各县区领导只有分头带领一些部队分散在“梅花椿”间打转转，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扫荡”掉。有一天，王直带着两个连，深夜转移到高资茶厂。第二天被日伪军发觉，企图包围消灭。敌人的火力很猛，又是步兵炮轰击，又是机枪扫射。时才中午，要抗击到夜晚突围是不可能的。可立即突围只有沿茶厂向东的一条路，而这条路口处有一个伪自卫团把守的高庙据点，突围部队非得从这个据点的“眼鼻子”底下通过不可。正难以决断时，随部队行动的镇句县府工作的同志说：“这个牛角尖可以钻通，高庙据点有我们的工作关系，我写个条子送去打个招呼就成。”于是，部队就向东行动。敌本来战术就是“围三缺一”，虽然听到了高庙据点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但没有想到，枪是向天上放的，根本没伤着新四军战士的一根毫毛。王直边撤边深感着“九分政治”的正确性。
其次，用“一分军事”应对敌人的“三分军事”。47团贯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方针。这时这支部队已经可以“日行100，夜行80”，一夜之间三、四次转移，忍饥挨饿，边走边打瞌睡等是常有的事。没有合适时机就不打敌据点，而是在据点间穿插，有机会就烧竹篱笆，打击罪大恶极汉奸，袭扰敌特工站、清乡办，每天都“肇事”几桩，使敌人疲于应付。
由于敌在兵力上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即在“一分军事”中，也难免不被敌包围，突围战斗是时常要发生的。1943年2月，47团二、三、五、六连在金丹武地区（茅山根据地的一个地区）下琴桥遭敌人包围。敌人1000多人，有2门大炮，另有骑兵80余，在金丹公路上截击。六连一个排掩护大部队冲过了下琴桥。最后，下琴桥被敌人封锁，该排无法过去。其中一个党员说，“同志们，死不投降，不缴枪，不做俘虏”。结果，负伤的战士将枪零件丢掉，全部壮烈牺牲于桥西，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同年5月。在周家桥，47团四连遭敌扫荡，被敌伪约六、七百人重重包围，并用骑兵迂回突击。四连以无比顽强的精神，打垮敌人三次冲锋，杀伤敌几十人，而我成功突围。......
坚强的部队都是从危难险境中磨练出来的。
四、树立敢打必胜信心
游击战的“走”是保存自己的手段，“打”才能将敌人赶出根据地。1943年反清乡，一年时间47团共进行了60场战斗（平均一个月5场战斗）。其中团主力进行了48场战斗，21场是被动进行的，27场是主动进行的。如果没有敢打必胜信心，那所有的战斗就都是被动的了，如此要取得反清乡作战胜利是不可能的。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是在打中产生的。但打又非“匹夫之勇”，任何一次主动进攻，都应在相对有把握情况下进行。从王直笔记和回忆录中可看出“打”的思路：
1、重点寻机打击弱敌
所谓弱敌，就是伪军。敌人在茅山地区清乡总兵力有8700多人，其中3000日军多盘锯在据点里，出动清乡时，鬼子兵少，多是伪军，将伪军打怕了，日军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就更寸步难行。
47团在反清乡中，主动出击打了荪庄、曲阳、牌头、张边、丁角巷、丹金公路、延陵、郞广、阳桥、石马庙、宝埝、土桥战斗等，扒掉了敌据点。共歼日军10余人，歼俘伪军420人余人，缴机步枪320余支，掷弹筒1个，子弹28000余发，手榴弹30余颗，电话机1部，战马6匹，军用指挥刀1把，伪币600万，军用品甚多。从战果上来看似乎不大，但这仅是整个反清乡作战的“冰山一角”。“一分军事”与“九分政治”合力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内及周边许多伪军反正。如伪胡拱北部一个营的反正，瓦屋山牛老板自卫团也反正，汪精卫南京警卫部队整连整排反正，零星的反正的更多，敌特工站也一个个地垮掉，“清乡”办事机构纷纷垮台。结果日寇在茅山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和叛徒外，别无什么支持。连汉奸头子李自群都不得不承认“清乡”计划破产了。宝埝的伪特工团写信给他说：“宝埝天天听到枪声响，搞这个买卖真危险啊！我们要求辞职不干了。”敌伪之间矛盾也更加加深，溧水的特工队因消极怠战，统统被鬼子捉去枪毙，南京汪精卫警备二师还同日本宪兵互相干起来了。......
伪军被打怕了，就为打日军带来了有利条件。
2、不放弃打的赢的强敌
情况不明不打，虽是强敌，但情况明了打的赢的就坚决地打。打赢了强敌，敢打必胜信心就更足了。在1943年反清乡作战中，47团包巷歼灭战就是一例。
1943年5月，王直率47团二营夜袭包巷。袭击前，派出侦察员摸清了日军在包巷据点驻防和活动规律的情况。日军20多人，全部住在一座两层楼里（伪军驻在附近村庄）。黄昏，二营六连的18人组成的突击队出发了。但等了许久，听不到任何动静。又过了一段时间，突击队回来了。原因是摸进包巷后，发现敌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即已40多人，但还是全部住在那座两层楼里。因敌情变化，突击队长不敢“擅作主张”，所以又静悄悄地带着突击队回来请示。王直当即批评说：“虽然敌人数量变化了，但全部挤在那座两层楼里，这个突袭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只要突袭前没被敌人发觉，敌人再多也不足为虑。”他接着又做了思想工作和再动员，坚定了全体突击队员再次袭击的决心。结果仍旧是这18个突击队员进行袭击，向楼内投了几十枚手榴弹，将40多日寇全部炸死（附近伪军被我监视不敢来救）。日寇一个也没有逃掉，我方无一伤亡，漂亮地打了一场突袭歼灭战。这验证了克劳塞维茨所言，“这个原则就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而且决不放弃，除非另外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念说服我们放弃它。”而这一战斗的结果，更加坚定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
3、有了信心就能打大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47团打了不少胜仗，虽多是小仗，但对自身和敌人是“几斤几两”已经有了认识的积累。能否打大仗？敢打必胜信心树立起来了就能打大仗。
1944年10月，新四军16旅领导对47团与另一兄弟团谁上升主力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遂决定两个团各打一仗，谁打得好，谁上升主力。不久，周城战役打响。王直同副团长兼参谋长张强生、一营长邹志城率一营（3个连）担负对社渚之敌的阻击，保障主力48团攻占周城。社渚守敌有伪军第三营的3个连，但该敌只出动了1个连增援周城。当得知情况后，王直即与张、邹两位领导研究，决心将阻击部署变为伏击部署，结果一举全歼了伪军这个连，生擒伪军团副陈劲飞。但战斗并没有完结，因团营领导都信心满满，认为还可乘胜出击社渚，再攻击伪军另两个连。经请示后，又主动出击，占领社渚，伪军溃败吓得作鸟兽散。此时，48团还未最后解决周城之敌。47团又迅速将生俘的伪军团副陈劲飞带到周城（周城守敌是伪军第一营，陈兼该营营长），向困守在碉楼里的守敌喊话，使敌军心大乱，纷纷投降。47团以1:1的兵力，不仅完成了阻击任务，还机动灵活改变作战样式歼敌1个连，并主动请缨击溃了敌2个连，攻占了敌据点，这无疑是个大胜。战后，47团毫无悬念地上升到主力团，全团敢打必胜的士气又上了一个台阶。
王直在《茅山部队一九四三年战时政治工作总结》中提到：“在过去，有人说保安司令部部队是不能打仗的豆腐兵，连鬼子也说大大的四十八团，不行的保安司令部。可是在一年斗争中，表现了我们有战斗力的，而且是有坚强的战斗力，现在不仅可以打小仗，而且还可以打大仗。例如我们过去随便一个什么仗，战后开小差的就不少，而现在这问题就不再发生了。不管新兵老兵，就是在战斗后都不成问题。这说明了我们战时政治工作是加强了，而且是有收获了。”这里说的“保安司令部”就是指47团（由于与茅山地委合署，47团对外称茅山保安司令部，内称茅山部队）。这时在日伪军眼里已经是“赶不走的47团”，战斗力与“打不垮的46团”和“大大的48团”并称了。47团上升为主力团后，人数达到1300人，与“鼎盛”时期人数差不多，但此时质量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了。
到了1945年5月，47团（番号改为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三支队）参加了浙西天目山反顽战役，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又成功地改造了顽军俘虏1500人，全团扩大到2500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团队新建立了直属迫击炮连、特务连、侦通连，各营都增设了一个机炮连，每个步兵连的机枪至少6挺。这支团队在解放战争时番号为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6师47团，参加了华东、中原历次大战。淮海战役后番号为24军70师209团，参加了渡江、上海战役。1951年入朝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金城反击战。回国后，70师为解放军第一支摩托化师。1966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70师调北京卫戍区，209团改番号为警卫3师12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