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们为了攻破新的疾病，为了揭开死亡的神秘幕布，逐渐涉足了被古人们所禁忌的“人体解剖学”，这些遗体标本虽口不能言，但却亲身讲述了曾经一例又一例致命的病毒、疾病。

人体标本制作师王耀，他的工作便是将自愿捐献遗体的人制作成人体标本，作为制作师，他究竟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这些自愿捐献的伟大灵魂，究竟于何处重新绽放？

他用一篇自述，为世界展现出多年从事这一行业为他带来的感受和经历。

鲜为人知的行业背后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相比林立而起的众多教学楼显得冷清且阴森，略显古旧的瓦砾和残破的围墙把这里衬托得更加孤寂凄凉。

哪怕是学生们路经此处都会下意识地捂住口鼻，以免闻到福尔马林的味道。

很多医生都知道，福尔马林含有的37%~40%的甲醛，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不慎吸入就有可能导致肺水肿，饮用过量甚至危及生命。

而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这种致命的溶液到处都是，这便是王耀的工作地点，一间狭小又空旷解剖室，生者与死者共同为医学奋斗的人体标本制作间。

王耀进入这一行完全是个巧合，在此之前，谈不上热爱，更谈不上了解。实际上，当年并没有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业的体系标准，因此这个职位多数情况都是院系内部指派。

然而，没有多少人乐意整日面对尸体，不说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以及惨白而令人胆寒的面容，单是解剖、分割、拼接就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的。

不过，待遇的优厚还是令王耀动心了，这对当年的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王耀在2008年接到了在解剖楼制作人体标本的工作邀请，在此之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华西医院血管科的楼层管理员，薪资并不高，生活很拮据。

但又苦于自身没有一技之长，正在窘迫之际，恰好这份制作人体标本的工作虚位以待。

王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想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他想到了自己正在念书的儿子，又想了想早已年迈的母亲，还是决定尝试去掌握这么一门手艺。

王耀虽然不是医学生出身，但在华西呆了很久了，耳濡目染之下对人体血管构造和人体解剖结构早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胜任这份工作，王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教研室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王耀认识了一些同行，也得到了不少旁人的帮助。

明白了这份职业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逐渐深入的同时，王耀的性格也变得更加细心大胆了一些。

完成系统性学习之后，王耀又刻苦认真地研习了两个月，才终于拥有上岗资格，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在王耀上岗后，尸体从接收、运送遗体到制作、保存标本到后期的保养和修复基本上都由他一人负责，偶尔会有解剖楼的老师会来这里顺手帮下忙。

但很多细节还是需要人体标本制作师本人去记忆，老师们也仅仅是帮着做些搬运和看管之类的小活儿。

如果旁人亲自下场解刨，反而可能令王耀的工作功亏一篑，帮忙的结果只能是帮倒忙，据自述显示，当年整个学校的医学系，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用的人体标本，基本都是出自王耀之手。

专业的挑战与心理的挣扎

人体标本制作师，听名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王耀当然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他从陌生到熟练并非一日之功。不过，在充分进入工作之后，还有更多挑战在等待他去克服。

王耀还依稀记得自己刚刚上岗不久时的经历，当时的他为了工作，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腐坏的遗体。

那天，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王耀感到解剖室异常的安静，狭小的解剖室内只剩下钟表滴答声和自己慌乱的心跳。

作为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体标本制作师，对职业的负责让他紧紧控制住自己的双手，令其不再颤栗，内心一边为死者祷告，一边安慰自己要相信科学。

王耀用特殊的刀具划开遗体的皮肤，然后一层一层地取出肌肉组织和结缔组织。可由于心理过于紧张，这个过程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他正在认真地处理尸体，突然感到有人拍打自己的后背，他很快意识到，这个狭小的解剖室里只有自己一人，本以为刚才是一种错觉。

没想到须臾间，冰冷的触感再次碰到了他的后背，他手中的工作顿时停了下来，冷汗刹那间涌上了自己的背脊。

望着逝者冰冷的面容，王耀再也忍受不住这份恐惧，尖叫着逃离了解剖室，解剖用的器具散落了一地。

他在解剖室外徘徊良久，迟迟不敢回去。但王耀又很快冷静下来，想了想，当时后背的触感十分冷硬，多半就是被仪器碰到了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王耀不由得松了口气，才察觉到自己有些大惊小怪了，这分明就是解剖室太狭窄的原因，往后这样的事恐怕免不了还会发生，怕成这样怎么工作？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胡思乱想只能是自己吓自己。

在脑中劝解完自己，王耀便抛开心中杂念，回到解剖室继续工作，而他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愈加精炼。

在身为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十二年里，王耀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处理工作相关事宜，这份工作本质上是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的。

因为制作标本所使用的每一具遗体都是由逝者捐赠，因此只要一出现遗体捐赠的电话打来，他就要跟着相关人员去搬运、处理遗体。

因职业需要，像深夜要求处理遗体一类的事件，王耀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仍有一件事令之记忆犹新：

那天夜晚，一位老人刚刚离世，根据老人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被捐赠出来用于研究，而王耀正是处理这位老人遗体的制作师。

老人的遗体是从医院运送过来的，遗体被一个裹尸袋封住，就在王耀和一名助手正准备将老人的遗体抬上冷冻柜时，意外发生了。

刚刚触碰到裹尸袋的时候，老人的遗体忽然发出了一阵阵声响，低沉的声音仿佛在念颂什么。

年轻的助手早就被吓得逃开了老远，紧紧地盯着裹尸袋，他的紧张也影响到了王耀，令王耀浑身发凉。

紧张错愕之际，王耀又想起之前在解剖室的经历，世上本就没有鬼神，何必自己吓自己？

于是，王耀本着问心无愧的心态，鼓足了勇气上前拉开了裹尸袋，这才看清楚，原来是裹尸袋中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佛教超度灵魂的颂词。

王耀再次松了口气，冷静了下来，连忙招呼助手，给他解释了一番，这才将老人的遗体搬上冷冻柜。

但实际上，伴随遗体的工作往往都是如此，一些细小的异动都会无限提高人们内心的恐惧，这份恐惧也跟随王耀度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但身正不怕影子斜。

王耀始终对遗体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坚信，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恐惧也是如此。

十二年坚守，生命之重

自从王耀发表这篇自述为止，他已经在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中，这些偶尔被吓一跳的意外事件比比皆是。

但他从不逃避，而是时刻保持冷静，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每当接到医院或红十字的遗体处理电话，都需要他尽快到场，他也愈发熟练地解剖着每一具尸体，平均每年能够处理的尸体高达50具。

据王耀本人所透露，即使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他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尸体感到害怕。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工作热情有所减退，这份职业虽然又苦又累，但其带来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王耀经手的尸体形态各式各样，有的尸体大幅度烧伤，面容惨不忍睹，有些则是浑身僵直，面容发青，甚至有的身体组织已经发生腐坏，散发着重重恶臭……

这些无一不是对人体标本制作师的考验。

他们必须摒除一切芥蒂，怀抱着对大体老师的敬意，强忍住这些外部因素为自己带来的不适感，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清洗、分割、剔骨、拼接。

一遍又一遍，直到让这些令人尊敬的大体老师’重新燃起智慧与科学的灯火。

长久以来，许多人对接触尸体的行业感到晦气，若非不得已，往往不愿意入行，就连该行业中的老手王耀一开始也是因生活所迫才选择入行。

但难能可贵的是，王耀在选择这一行业之后，便拿出了十二分的努力，因为他明白，手中所持的手术刀将为这名志愿者雕刻出生命最后的夺目流光。

人体标本的未来——“活着”的尸体

在生物塑化技术到来之前，我国一直都在用福尔马林固定的人体标本在为学生们教学，但是由于福尔马林的高刺激性和毒性，很多医学院的教学环境都非常差劲。

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曾用一句话形容解剖学的课堂：“老师流着泪讲，学生流着泪听。”

正是由于这种教学环境，导致很多优秀的学生放弃了解剖学，甚至放弃医学，这让隋鸿锦心中非常无奈。

1992年，当隋鸿锦第一次接触到生物塑化技术时，他就意识到，这将极大地改善解剖学的教学和工作环境。

这种生物塑化就是指，先将人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数月用于杀菌固定，然后将人体解剖，剔除下容易腐烂的脂肪物等，这一过程长达两千小时左右。

接着使用丙酮脱水排除福尔马林，然后在真空中用硅橡胶或树脂熏蒸数月，当整个标本的组织液完全被置换出来，这具人体塑化标本便完成了。

这样的人体标本无毒无异味，只要保养得当甚至能够保持上千年之久。

1994年，隋鸿锦专程到德国学习了这项技术，并将其带回到国内，在隋鸿锦与一众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体塑化标本被采用。

这让他意识到，也许这些人体标本不仅仅能造福医学生，甚至有可能进入公众的视野，为更多人科普医学上的知识。

从此，人体标本不再仅仅是医、学院的专属，他们走入了公众视野，为更多人讲解着人体的奥秘。

一位长期抽烟的中年男人曾走入展览馆，当他亲眼看着抽烟导致的癌细胞是如何一步一步腐蚀着标本时，他惊恐万分，并认真表示自己一定会尽量戒烟或少吸烟。

人体标本成为了一位言传身教的老师，这比任何教科书上的论文资料都要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标本最真实，最深刻的案例将知识传授给人们。

以改善人们的饮食、作息健康，将更多的健康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以往人们总是讲究“入土为安”，对于死亡则闭口不谈，认为这是一种晦气，而在人体标本制作师的手中，许多人看到了生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原来人体在死亡之后，还能以这样的方式持续绽放。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思考死亡之后的遗体价值最大化。

博物馆内，无数栩栩如生的标本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意义，对于遗体的捐献者而言，死亡不再是消极的、令人恐惧的，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四季变化一样。

王耀就经常与遗体捐献者讨论有关遗体标本制作的有关事项，并且详细告诉捐献者们，在他们死后，制作师将会如何安置他们的遗体。

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丝毫不避讳，捐献者们也很有兴趣听到那些事无巨细的安排。

王耀曾经接待过这样一位老人，他在得知死后的遗体还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竟然千里迢迢跑过来签署这份遗体捐献协议。

老人直言，死后若还能有人在遗体面前向自己鞠躬致谢，那就是自己最欣慰的事情。

迄今为止，中国人体器官志愿捐献数已经高达四百四十余万，他们怀抱着对美好的向往，将生命延续给一位又一位陌生的患者，将遗体奉献给医学事业的未来。

他们重新定义了“死亡”，并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死亡”也一样拥有价值，且能够造福人类。他们在升华死亡意义的同时，也引领着无数生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无论是医生、人体标本制作师还是无私的捐献者，他们都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方面面在为医学而奋斗。

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奉献了自己的未来，甚至于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及一切，每一位愿为医学而献身的人们都是伟大的，这份伟大，值得敬佩。

参考资料

[1]《医学与哲学》2011年1月8日，《关于人体标本概念与伦理的思考》

[2]《文明》，2011年第11期，《“死亡博士”的人体世界》